2026读书笔记（第55本）：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二）

首先，郑振铎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集中精力保护古籍，积累了不少与古籍保护有关的思想经验。本书对此多所涉及，我大致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使命观，即认为护书即是护国。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下，郑振铎时常忍饥挨饿，还被日伪势力通辑，登上过“黑名单”，但他从未放弃为民族保护文化火种的信念。他在《求书日录》中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二是价值观，即认为纸墨寿于金石，典籍存则文明存。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古籍有着疯狂的占有欲，他们派学者打入中国旧书市场，寻觅珍贵文献，甚至将一批明代史料夺回日本后还专门举办展览宣示文化霸权。这从反面提醒我们：文献保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味。“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日本侵略者一旦将珍贵古籍夺走，便可“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

三是主权观。古代藏书名家辈出，但随着藏家离世，不肖子孙无力保守，珍籍每每流散，藏书事业归于乌有。但是，楚人失弓，亦当由楚人得之。郑振铎以“楚弓楚得”的典故提醒世人，珍贵古籍流失到国外，不同于流散于国内旧书市场，古籍外流即是文化主权丧失，应当予以严防，避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四是系统观。郑振铎保护古籍，不同于过去一些藏书家仅出于对古物附庸风雅的趣味，片面强调宋元刻本；而是从学术眼光出发，建立起全门类观念。他认为保护俗文学文献应与保护四部珍本并重，保护晚近文献也应与保护古本并重，“不唯宋元善本是重，明清文集、地方志、戏曲小说皆民族瑰宝”。郑振铎在这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保护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使古代戏曲最古老最珍贵的一批文本得以存世，建立了我们今天对元明时期戏曲文学的基本认知。此外，郑振铎还十分重视对明代史料和清人文集的搜集，这些文献因时代较近而长期遭到藏书界忽视，但其承载的学术价值却不容轻看。

五是组织观。郑振铎并非孤胆英雄，他也有自己的团队，为使古籍保护更加系统，他团结一批同仁，建立了一套组织纪律，制定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要求搜购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两人以上的合议和签章，每部价格较高的古籍，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

其次，本书在表现郑振铎行动主线之余，也为我们呈现了诸多近代藏书史信息。其中最为核心的当属明清藏书界的主角——江南藏书家群体。本书记载了嘉业堂、玉海堂、适园等藏书之聚散，尤其对刘承幹嘉业堂保存过程的叙述最为详细且精彩。只不过，嘉业堂的故事到抗战胜利后并未结束，本书限于主题要求，不可能完整展现。另外，本书对刘承幹的形象刻画仍可更为全面，这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了郑振铎视角的某些限制。此外，本书对于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孤岛”时期的上海古旧书业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呈现。1937-1941 年，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江南藏书大量流入，古旧书业畸形繁荣，这种特殊情况堪称藏书史上的一道奇观。本书对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详尽研究，为我们走近这一英雄群体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当然，抗战期间的古籍争夺战场上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作为敌对面的日军。吴真教授通晓日文文献，对日军以及长泽规矩也等日本汉学家的文献掠夺行为也做了详细的刻画。

再次，本书不仅表现了全面抗战期间的事迹，还将笔触延伸到战后的古籍追索与文化遗产归属问题。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暂存于香港大学的三万余册善本不幸被日军掠往东京。抗战胜利后，这批古书得以顺利归国，全靠郑振铎等人当初留下了极其详尽的痕迹证据。这段故事堪称惊心动魄，也为我国未来的文物追索行动提供借鉴。

最后，本书作为传记著作，塑造了郑振铎先生伟大的人格精神，这也是本书最打动读者的部分。书中呈现了郑振铎与日伪势力周旋的诸多细节。作为一介书生，他不仅具备精深的学术能力，而且办事严谨周到，富于斗争智慧，绝非腐儒可比。例如他总会将古籍分藏多处，其中最隐蔽的一处位于公共租界赫德路53号（今常德路418号）的觉园法宝馆，是一处佛门净地。此处的佛教气息瞒过了日伪的耳目，大批珍籍在这一“方舟”中安然渡险。此外也不乏惊险时刻，例如1943年某日，郑振铎正在旗盘街弄堂口翻阅旧书，被汉奸樊仲云认出。郑也认出对方身份，便“不作一声，立即拔步狂奔，樊逆亦不与语，只是跟踪追赶，像在四马路举行远距离赛跑似的。郑氏终于逸去，樊逆大呼懊丧不止”。吴真教授为这段轶事赋予了一种韵味深厚的寓意：“两位二十多年前一同致力于社会改良的进步青年，如今一位为了立功恢复伪职，一位为了保存国家文献而隐居潜伏，在上海的书店街道上，你追我赶，展开生死赛跑。”

其实，《暗斗》整本书也具备十分深厚的寓意，外人会误以为这是一本为迎合特别纪念节点而作的书，实则作者经历十余年漫长的资料搜集过程，最终才将它呈现在我们面前，吴真教授的著述之功也如同一场“远距离赛跑”，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