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丧葬行为简单化
#考古# 复杂社会的演进通常以人口增长、聚落层级体系的发展、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政治集中化为显著特征。长期以来，对社会从简单到复杂进程的研究，以及大量关于社会复杂性细致的研究，似乎造成了一种错觉，即一个社会的全部组成部分的发展方向总是趋向于“更加复杂”。但是，这却忽略了社会进程中，部分人群或社会制度并没有变得复杂，甚至变得更加简单的事实。因此，在考古学上，对于“简单性”的研究就成为研究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简单性”可定义为与复杂性相对的概念，其特征表现为：社会规模小、专门化的社会角色稀少、维持社会运作的机制精简化，以及社会身份类别在数量与多样性上的减少。如果说，不平等和异质性是复杂性的两个核心概念，那么，简单性则强调平等和同质性。
复杂社会演进过程中简单化有几种情况。一方面，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并不是所有人群都愿意接受复杂化，或者接受复杂化程度更高的人群的领导，对这种现象的考古学研究常被称为“抗拒的考古学”。另一方面，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部分社会制度、社会机构或者人群生活方式等都可能变得更加简单，以求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达到简化管理流程、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等目的。
研究者选择长江中游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图1）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最为主要的墓地包括龙王山（图2-3）、石家河（图4-10）以及城河（图11）等，试图探索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丧葬行为的变化。从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平原都遵循着一套清晰且一贯的丧葬行为，即：将墓葬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丧葬空间，并在两个区域放置不同类型的器物以对应葬礼中不同活动的随葬品（图2，图3）——棺内专为逝者准备的象征性祭品，柜外是在公共葬礼仪式中使用的物品（生者举行表演性仪式活动的遗存）。
然而，丧葬行为也经历了一些历时性变化。其一，棺内的随葬品随时间推移而减少，表明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专门献给逝者的祭品受到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其二，基于对龙王山遗址和石家河遗址群等的分析，相较于棺内的随葬品，棺外的随葬品似乎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受到强调。这突显了公共表演性仪式的强化，此类仪式在葬礼中随时间推移而愈发重要，并被广泛用作提升逝者及其家族社会地位或声望的手段。其三，棺外的随葬品逐渐从饮食器皿转变为储存器如高领罐等，这可能暗示着公共丧葬仪式的主题从宴饮向祭祀活动的转变。其四，以高领罐为代表的储存器放置在棺外的行为，在长江中游平原各社群中的应用也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广泛。
研究者认为，这种历时性的变化，是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对丧葬行为的简化。简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棺内空间随葬明器的数量的大大减少；二是公共葬仪主题从宴饮变为祭祀活动。这两种变化都显示了，对丧葬活动投入的大量减少，特别是宴饮活动的消失。根据现代民族学等的研究，宴饮活动往往是葬礼活动中最为昂贵的一项，其花费往往占了葬礼的一半甚至更多，甚至部分家庭因为宴饮活动而破产。因此，宴饮活动的消失，显然是葬礼投入的大大减少。而且，宴饮活动的步骤和涉及细节繁多，比祭祀活动要更为繁琐，其向祭祀活动的转变，应该是对公共葬礼仪式活动的一种简化。
为何会出现这种简化？主要原因是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兴起所导致的。油子岭文化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城址，但是各个聚落等级差距并不明显，城乡差异并不显著，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出丧葬行为简化的迹象；屈家岭文化时期，随着石家河聚落崛起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丧葬行为的简化最早从石家河开始出现，而在乡村等其他地区，则延续了油子岭文化时期的丧葬模式，在公共丧葬仪式中仍然以宴饮为主，形成了城乡之间丧葬行为的二元对立；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公共宴饮活动基本消失，而代之以高领罐为代表的祭祀活动，这反映了石家河丧葬模式被长江中游其他社群所接受。这个长时段的过程，反映了城市生活兴起的过程中，中心城市中出现的人类行为被其他地区逐渐接受的过程。
汉书中记载“礼失而求诸野”，已经表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者观察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仪式差别，即城市中消亡的仪式体系在乡村中还能寻觅，这与该文中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乡丧葬行为的二元对立相呼应。这也说明，这种随着城市化兴起过程中的仪式或者社会行为简化是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复杂化往往也伴随着简单化。
详见：SHI Tao. Simplification of mortuary practi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Late Neolithic Middle Yangzi, China[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26, 82: 10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