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谏书，却能免死，这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汉朝确实发生过。
昌邑王刘贺被废后，他那批旧臣都被下狱，只有王式安然脱身。审官问他不谏的理由，王式答得理直气壮：“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教王，每读到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读到危亡失道之作，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臣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是以无谏书。”这番话递上去，他竟因此得免死罪。
与此类似，匡衡上疏成帝谈后妃之道，硬把《关雎》那首单相思情诗讲成“后夫人之德与至尊匹配”的教条。一部《诗经》，在这些经师手中被彻底谏书化。
汉代人将经书视为“天经地义”，认为一切道理都出自其中，且具有永久性。经书中的事实源于特定时代背景，直接套用于后世常因“今古不同、真假不明”而窒碍难行。
经学家为致用而篡改或曲解经文，导致学问不建立在求真基础上，最终“经既不通，用又不达”，仅剩繁琐的文字技巧与似是而非的知识。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顾颉刚著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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