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官势力独大，宋朝基本没有太后专权、没有太监专权，也基本没有军事割据。有些人以此就认为宋朝政治开明、人权法制建设搞得好，那是有失偏颇的。言论自由、人权有保障，只是文官集团压制皇权、控制军权后可以享受到的特权，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关系。相反，由于文官集团的腐化，老百姓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比其他朝代更甚。
宋朝针对人民的刑罚之严酷，是超过了汉、唐和明朝的。宋朝不杀士大夫，但是老百姓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就是死刑，贩卖茶叶超过二十斤也是死刑，造反的就是凌迟处死。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官方批准的大辟（斩首等死刑）人数就高达2436人，死刑判决人数比唐代增加几十甚至上百倍。
中华帝国的刑法制度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汉文帝时候废除了砍手砍脚等肉刑，第二次是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又进一步废除了枭首、车裂（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五马分尸”）等酷刑，确立了“笞（鞭刑）、杖（杖刑）、徒（监禁）、流（流放）、死（斩刑和绞刑）”五种刑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刑罚体系。唐朝也基本继承了隋朝的刑法。
到了号称“以宽仁而治”的宋朝，一方面对士大夫废除死刑和杖刑，一方面对老百姓全面恢复了肉刑和酷刑。在脸上刺字的刑罚就是宋朝特有的。对于被认定为“群盗”、“妖贼”、“军贼”、“强盗”的罪犯，则频繁使用酷刑。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期，大臣钱易在奏章里面说：
“今日……劫杀人、 白日夺物、 背军逃走与造恶逆者……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见白骨而口眼之具犹动 ，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息。”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杖死、腰斩、钉死、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纷纷恢复，其中自从商纣王以来已经消失上千年的“醢（音：海）刑”——把人剁成肉酱的刑罚——竟然也被广泛使用。宋真宗的时候，冀州知州张密学捕获一“巨盗”，就下令把他钉在门板上钉三天，然后剁成肉酱 ；仁宗的时候，转运使杜杞采用假装接受对方投降的方式，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七十多人抓捕，然后食言而肥，下令在闹市区把这些投降的首领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再剁成肉酱，命令各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吃掉，以警告他们不要叛乱。
除了这些叫得上名字的酷刑以外，官吏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私自处理犯人的酷刑还有很多，诸如断手足、挑足筋、碎骨头、水溺坑杀、汤煮锯解等等。宋真宗时期，对于私自离开部队逃亡的士兵，普遍的做法就是先用烧红的铁烙，再用石头砸碎身上的骨头，最后斩首；仁宗时期，定州知州钱维济，因为一个妇女虐待其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就下令将这个妇人所生的婴儿放到雪地里冻死，把这个母亲绑在旁边亲眼目睹整个过程。
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宋朝是普遍现象，不绝于史料。例子太多，无法详细列举。郭东旭教授所著《宋代酷刑论略》里面有细致的考证，各位可以找来细看。而执行这些酷刑的，都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的文官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会挨打挨杀，所以特别有勇气、有兴趣虐杀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统治的人。
——相传北宋仁宗年间的高级官员包拯为官清廉，敢于为民做主，后来以“包青天”的声誉流传后世。包拯本人确实是这样一个好官。但是民间传说他用什么龙头铡、狗头铡杀贪官权贵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证之于史料，包拯没有杀过任何一个贪官、豪强或者皇亲国戚，他也没那个权力。包拯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去弹劾违法官员，而又收效甚微。他影响最大的一次弹劾是要求严惩河东转运使王逵。此人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因此有恃无恐。包拯连续七次上书弹劾揭发王逵的罪行，震动朝野。 王逵也就是被免职，除此之外什么事儿也没有。而且没过多久又托关系复出，当了光州知州，又升任兵部员外郎，再当徐州知州，然后又升任兵部侍郎，最后以尚书待遇退休，活到了八十岁 。包拯这段时间也还在当大官，却无力阻挡。也就是说，在宋朝，贪污腐败激起叛乱，然后用酷刑滥杀无辜，又被两宋历史上最为清正严明的包青天盯上了，也就是被免职休养两年而已。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后来，元朝和明朝也继承了宋朝的酷刑制度。明朝皇帝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酷刑。明宪宗朱见深也屡屡下令凌迟处死农民起义领袖，著名太监刘瑾和明末辽东将领袁崇焕都是被凌迟处死的。但明朝的酷刑跟宋朝有两大区别：
第一，有很多酷刑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像剥皮实草就是为贪官量身定做的，普通老百姓无缘消受，不像宋朝有士大夫免死的特权；
第二，酷刑的采用需要皇帝特批，不像宋朝一样文官集团势力失控，可以随意采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残酷处死罪犯。
明朝的普通死刑犯都要皇帝在名单上打勾才能被处决，这叫“勾决”。文官集团只能宣判而无权执行死刑，像宋朝那样私自虐杀犯人的行为是重罪。朱元璋颁布的《皇明祖训》里面明确规定：“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在明朝，农民起义领袖、还有倭寇头目等罪行极为严重的人物，被抓住了之后都要先报皇帝批准才能处死。
明初宰相胡惟庸私自处死撞死他儿子的车夫，就被朱元璋要求杀人偿命。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在地方上打死人命，被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处决——只不过为了给杨士奇面子，先只是关起来，等杨士奇死后再杀掉的。前内阁首辅杨荣的曾孙、福建卫指挥杨晔因为打死人命，被抓起来死于西厂大牢，宪宗朱见深下令将其抄家并全家充军。 所以明朝的文官相对于宋朝，要老实很多，对虐杀犯人这种事情兴趣不大，因为玩过头了可能会把自己也搞进去。
宋朝的人权保护得并不好，更谈不上是什么法治社会，只不过是“官权”保护的好，是典型的“官治”社会。
现在有很多人吹捧宋朝的人权法治，不过是站在文官们的立场上来作的评价。
相反，宋朝的人权法治状况极差。而这种差的原因，就是文官们的人权法治搞得太好了。宋朝的文官们喜欢兼并土地，刑法就特别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也就是佃农伤害地主，一律罪加一等；地主伤害佃农，杖刑以下的罪免于处罚，徒刑以上的罪减一等执行。如果地主把佃农打死了，发配到比较近的州县服刑，而且不用在脸上刺字。
这种“人权法治”，当然是特权阶层非常喜欢、非常怀念的。像明朝那样，正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及其子弟打死个把老百姓都要偿命，怎么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怎么能不把它描写得黑暗专制、没有人权呢？
实际上，明朝的人权保护——从古代社会的标准来看——是不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不注意保护“官权”。明朝官员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可以像其它古代王朝的官员一样，想办法先把人关进班房再秘密杀害，然后谎报“瘐死”——也就是因为天气疫病等原因死于监狱。但这是见不得光的行为，只能偷偷摸摸干，一旦被告发处理极重。像宋朝那样官员直接下令处死甚至虐杀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在明朝是被严厉禁止的，在现实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明朝万历年间，应天巡抚海瑞在他的个人文集中记录下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来索取欠款白银三两。由于言语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其姻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系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审案的县官断定此案是因通奸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奸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
然后，这个县官就判处这个女人凌迟处死，朋友作为奸夫斩决，姻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
按照明朝的法律，死刑案件必须多次复审。这件案子被送交杭州府复审，二审的结论中否定了奸情，认为确系殴斗致死，其姻兄按律判处绞刑，另外两人因为包庇则判了较轻的处罚。
虽然改判轻了很多，但是由于还是有死刑，所以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复核。都察院、大理寺仔细核对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前后两次审判的证据材料完全对不上，于是驳回重审。交给邻近三个县的县令会审。这三位县令经过审讯，再次认定是通奸，又改回了原来的判决。
改完之后，这一批人犯送抵浙江省巡按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案件又送到地区最高长官、应天巡抚海瑞那里作第六次的讯问。
海瑞的结论和杭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最后认定为斗殴至死。这个判决结论通过了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复核。只有其姻兄被判处死刑。但最后要杀掉他还需要嘉靖皇帝打勾。
从这个案例我们就看得出来，明朝的官员要想合法的杀掉一个普通老百姓有多么困难。明朝的这个制度，才叫人权保护；宋朝的只能叫官权保护。
——官权好则民权差，官权差则民权好，在帝国制度下这是一对矛盾关系。宋朝和明朝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两种极端。有人在评价明朝的时候这样说：“连高级官员都会被在朝堂之上公然脱下裤子打屁股，普通人的人权保护就更无从谈起了”。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把矛盾关系搞成了因果关系。正确的逻辑是：“正是因为高级官员犯了错误都会被脱了裤子打屁股，所以明朝普通人的人权保护得还可以。”

来自李晓鹏《变法与党争：大明帝国的衰亡》，第一章第七节《官权民权：宋朝与明朝的酷刑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