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瞎看史学史的大思考

如果根据兰克史学的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辨析，你宋即使是以严谨闻名的焘哥的长编或许也会成为一个大型的故事汇编？毕竟这里谈到的原始文件，即确实成于1069-1076的文书、调研、普查资料，抑或说荆“每与百官争一事，皆亲书细字，至数十札子犹不已”的札子原文显然已不可得了。

新旧两党互相指责神宗实录以马光日记或王荆日录作为修史底稿的攻讦其实已经很接近现代史学多视角、多立场的史源同时呈现时孰是孰非的争议。新党诚然可以认为涑水纪闻及琐语、日记不过是汴京的只言片语飘到洛阳的道听途说，充满偏见且不足为据，那么旧党反过来认为根据日录也是当事人揽功于己推过于上的一面之词也不奇怪，归根结底凡是人写下的文字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自身视角的局限性，即使是看似客观的会要，成于元丰朝的会要与南渡之后的会要的叙述视角恐怕也会大相径庭。

而回到何为正史何为野史这个问题，双方都想争夺己方在实录上的话语权，或者说释经权，官修正史成为一个战场，但是把史源的范围扩大，如何论证王安石或者司马光的日记就天然的比魏泰或者林希的笔记更具有权威呢？只是因为前者的官职更高，离事件中心更近所以就必然更可信？甚至同样的作者普罗珂比写查士丁尼的《秘史》与《战争》口吻就截然不同。我们几乎陷入一个罗生门一样的问题，元朝官修的宋史王安石传写早年事迹几乎是逐字照搬邵氏闻见录中引的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描绘，现在的宋史因其冗杂反而被称许为保留了许多原始史源，如果说宋史是一个大型的邵氏闻见录大概会让人缓缓打出一串省略号，但这便涉及到原始史源同样不可避免的主观性问题，而在那之后选取哪些原始史源进入文本，所谓裁切选取则又是第二层具有主观性的行为。

而散佚则又加重了这一问题，如果视角足够丰富，即使在缺乏如末日审判书这样的原始档案基础上，也可以尝试拼凑一件事在上层官僚、中层与下层的认知与接受，当然此处的上中下仍然局限于文人阶层，明清史尚可以运用如徽州文书、南部县档案、巴县档案等管中窥豹当时的基层声音，但对于之前就确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而到这里我们仍然还保留一个最乐观的构想即流传下来的史料史源，不论其具有怎样的主观性，其来源至少是可信的，史料可以含有偏见乃至类似查士丁尼飞头蛮的怪力乱神，但它依然体现了当时人的思潮与视角。但譬如靖康裨史一类的伪书对史源的污染则是另一种灾难，而这样的污染登堂入室被正经研究采纳并在当下仍在出版的一类类书籍里加深记忆就只能一声叹息了。

或许归根结底历史的真实本就是不可得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断言自己掌握了所谓真理，而当年写下“独守千秋纸上尘”的人，终也只是掩在诸多笔记、文集、会要背后的一道虚影，就像他自己最后感叹的，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