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代起，一些低收入国家的模式是农业就业下降，制造业份额几乎没有实质性增长，零售、餐饮、住宿和短途交通等消费型服务业迅速膨胀，Dani Rodrik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过早去的工业化。这篇以南非十六个经济体为样本，对比越南的工业化路径，回答：跳过发展制造这一环节的消费型发展路径究竟意味着什么，谁在从中受益，谁又被甩在后面。
消费型城市的经济扩张由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托起，消费型服务业从业者的生活水平与制造业从业者相当，甚至略高，远好于农业从业者；这一结论在控制城乡差异和教育水平之后依然成立。服务业不等于低质量就业，非正规零售和餐饮业是真实存在的谋生途径。但服务业主导增长和服务业偏向增长不是同一个东西。服务业主导增长是服务业生产率本身提升带动收入的增长，服务业是引擎；服务业偏向增长是农业或制造业先把人变富后，再去消费更多服务，服务业是结果。非洲国家的服务就业扩张，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服务业生产率的实质提升，只是这种效率提升的路径更多依赖市场规模的扩大、非正规部门的数字化和基础设施等的完善。这么看感觉还行，但差距切实体现在福利和分配方面，消费型服务主要惠及的是城市中的富裕家庭，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而言，当其收入处于极低水平时，消费支出几乎全部用于生活必需品，服务业价格的下降跟他们几乎无关。贫困家庭的福利改善主要依赖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由于消费型服务是非贸易品，其生产率提升不能通过价格机制进行扩散；城市服务业繁荣甚至可能通过贸易条件效应，压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间接损害非城市的实际购买力。
服务业主导路径的结构性局限可以总结为：生产率的天花板较低，无法创造制造业带来的外汇收入，也无法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学习；繁荣收益向富裕居民高度集中，分配效应对穷人更不利；正规化缓慢，大量就业停留在非正规自雇状态；空间形态的锁定效应强烈，后续很难转型为制造业中心。制造还是服务，这两条路径不是非此即彼。对于低收入国家，发展制造业仍是务实的选项。中国的产业升级会腾出巨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承接这部分转移的窗口一直存在，且随着中国持续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窗口将继续扩大；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是大规模减少绝对贫困的最有效机制，吸纳劳动力、累积经验、提供稳定薪酬，并通过经济增长扩大本地消费，减贫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穷人其实等不起服务业效应的溢出；越南的对照印证了这点：工业化路径下，制造业生产率提升通过商品降价惠及全国，分配效应均等得多；中国的模式不是谁都有能力复制的，对低收入国家，可行的切入点需要因地制宜，适合自身禀赋就好，先立足内部市场；基础设施是先决条件，这点可以找中国帮你嘛～#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