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博物馆[超话]# 今天在涿州博物馆发现了一座有意思的辽代经幢。这是一座刊刻于辽咸雍四年（1068年）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幢身汉白玉石质，八棱形，首面额题“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皇帝特建香幢”22字。第二面至第七面为题记、题名与免税田亩的数量及界至，第八面为“烧香真言”。题记文字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其余文字略）。落款是：“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幢记中关于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在辽咸雍四年六月舍财“新赎大藏经”、“圆满周毕”，与当时辽国以免征田税的办法筹资刊印大藏经的政策，为我们今天了解距今900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是继北京西山大觉寺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之后的另一方与《契丹藏》有关的辽代刻石，弥足珍贵。
经查资料，《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期开始编纂、兴宗至道宗时期历时三十余年刊刻的佛教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文记载，《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为10卷计算，共有5790卷。《契丹藏》是后世对辽刻佛教典籍的称谓，以别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经之刻，在辽代，则统称之为“大藏经”。
这座经幢还刻有38字的《烧香真言》，反映出其纪事性质。它的刊立是为了祝祷皇权和佛教事业，反映了辽代佛教活动的兴盛，特别是道宗时期，帝王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促进了藏经的流通。
“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他不仅与其他辽代皇帝一样崇信佛教，而且钻研教理，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间刊印完毕，与这位推崇佛教的皇帝有极大的关系。
这座经幢刻石的书法并不出色，其价值主要在于其对《契丹藏》刊印过程的记录，以及辽代社会对佛教的支持政策。我们可以了解辽代通过免税田亩等方式鼓励寺院参与藏经的筹措，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极具研究价值。
下一步计划去西山大觉寺好好看看那通《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