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系列回忆第七篇：《50多年前，我在雅安的青春就是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这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指文革时期多达2000万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並扎根全国各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过，我这里使用"上山下乡"这词，只是我50多年前在雅安那几年的直白描述。

50多年前，我在雅安地委任专职新闻干事，经常上山下乡。雅安地区下辖八个县（现称一市下辖六县二区），总人口只有150万左右，地盘却很大，有15000平方公里。打开地图，我们看到雅安在四川盆地西缘邛崃山东麓，她东靠成都市、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南接凉山彝族自治州、北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横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两大地形区。所以，雅安地区除了东部名山县属浅丘，其余大多数地貌是深丘或山区，没多少平坝。

当时，除了报道组本职工作，为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完成每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地委还经常抽调机关干部，组织临时工作组，下到各县典型公社大队以及生产队，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那时候，地县干部的作风还是比较深入踏实的，下乡期间我们严格实行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敢马虎。

我是初进党政机关的来自沿海城市的小白，领导总认为我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又是单身汉，尤其需要多多下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所以，一旦有任务，我被抽去的机率比别人大，一年四季几乎没有节假日，不是上山，就是下乡。

50多年前，在雅安地区上山和下乡，完全不能与现在的方便和舒适相比。公路通到县城虽然没有问题——之前多是古道马帮乡间小路；但是，从县城到公社即乡镇，偏远点的就不一定了。至于再到生产队即现在的村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两条腿步行才能抵达。

我在雅安上山下乡，走路最多的一次是在最北部的宝兴县。我们那次是从宝兴县城出发，要到夹金山下的硗碛公社采访。《四川日报》的王俊华何祥显和我，好像还有县委报道组的杨培富陪同。我们整整走了两个白天，才见到硗碛公社喇嘛庙的标志性金顶，那是一个藏族集聚地。当然，我们回来又得走两整天，来回都是山间羊肠小道。

去年十月初，我带着我儿子及两个孙子，从宝兴县城出发去硗碛乡，就完全不一样了。高等级公路畅通无阻，即使走走停停，开车也只花了两三个小时，今非昔比。

还有一次上山下乡经历，我也非常难忘。记得那正是春分时节，我跟着地委副书记王泽民去乡村检查春耕。很可能鞋子里进了细石子，我走到一半感觉脚底越来越疼。然而，山间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我当时没有什么经验，思想斗争很激烈。我想到的是，自己从上海大城市过来，如果停下来休息，既会影响领导行程，也会留下娇生惯养的不良印象——这种印象一旦形成，以后很难变。

那时候，我初入社会，还天真地以为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就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坚持往前走。终于到达目的地，我脱掉鞋袜一看，右脚脚底大血泡已经破了，简直是血肉模糊。王书记说，我早就看出你走路有问题，半路上也没有办法。我连忙说，我能坚持。王书记笑着说，"小王不错，能吃苦。你走多了，有了铁脚板，以后就不怕了。"他一边帮我处理，一边补充说，"我们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雅安地区也有一个学大寨先进典型，这就是汉源县的大树公社。我到大树公社去过多次，记得从汉源县城到大树，一定要过大渡河。那时候，大渡河全靠木船摆渡，没有桥梁。大渡河上的摆渡船很特别，两头尖尖翘起，船身很窄。我印象很深的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摆渡船不能直线到达对岸，必须向下游淌很长一段距离，过程十分惊险。最不方便的是，摆渡船很少，我们要在大渡河畔卵石河滩上等待好长时间才能够渡河，如果遇上烈日当空的日子，十分难熬。

总之，我在雅安地委报道组工作四年多，都在上山下乡。我热爱乡村，对乡村怀有深厚的感情。直到最近这十多年来，我仍然在做乡村策划的事情，喜欢跑乡村田间，喜欢交乡村朋友。现在，雅安乡村当然旧貌换新颜了，大渡河上也有了多座大桥，听说汉源还围了个美丽10汉源湖，那里已经是著名的康养之城，上山下乡四通八达，非常方便了。#生活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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