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之爭的结构性根源

 

評論美伊之戰，不能單看特朗旳表演，他背後是美國的霸權主義，整個美國精英體制，不是特朗普企圖扮演美帝國皇帝的個人情緒與民粹主義。觀乎他在美國國內民望低跌，他和說「美國再度偉大」的民粹主義已漸失政府支持。特朗普的朝令夕改政策始終脱不掉美國霸權主義政治選擇的框框，他的伊朗政策還是戰與不戰的兩難選擇。正是兩難，便顯示出他個人是無力改變政治大勢。而戰與不戰的兩難，也不是特朗普所特別面對。在他之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府自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以來都難以選擇。特朗普的戲劇表演改變不了美國對伊朗什葉派政權的根本政策困境。

 

同樣地，伊朗的反應，不能依西方媒体那樣妖魔化的推论。1979年的宗教革命推翻了美國建立的傀儡政權，從宗教教理出發，追求伊朗的獨立自主和發展，其中包含了新政治理論的追求和演變。伊斯蘭教是世界宗教，不是猶太教的單一民族的部落式宗教，它面向世界，救贖世界。因此，1979年的宗教革命是伊斯蘭教的世界發展利益與美國霸權主意傀儡政權的世俗化、國家化既得利益之戰。1979年之後，在美國和西方全面制裁攻擊滲透，伊朗出現了宗教革命與從西方來的「民主」主義之爭。但始終戰爭與顏色革命推翻不了宗教革命的政權，兩伊戰爭用代理人戰爭打垮不了伊朗。今次美國與以色列合力攻伊朗，是美國不得不親自上馬攻伊朗，但依然不成功。

伊朗宗教革命的根本理論與戰略，是歷代最高領袖提出的「宗教社會主義」，宗教來成就與鞏固社會主義對伊朗社會的改造，以社會主義解決伊朗至少幾百年的獨裁體制，推翻封建王朝和西方霸權主義形成的社會體制，強調伊斯蘭教的公平與平等，強調由教士主導社會發展。這個體制經幾十年的革命政權正逐步建立和深化起來。於是，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爭便不單是地區霸權之爭，美國的政經侵略與伊朗民族主義之戰，而是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根本鬥爭。

 

正是如此，伊朗宗教革命的政權不是一般國家政權，可用選舉輪替執政力量，也不會單考慮政黨、政治集團人物的利益權勢，而是如中國一樣，不會為利益而投降，奮戰到底，不怕犧牲。

 

不理解美伊之戰底下的結構因素，只能起哄，卻無法掌握美伊矛盾的演 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