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大概仍然是作者之前另一本《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的延伸，这次聚焦清代存在的非二元与跨性别群体，但直接相关的材料比较少，多为历史缝隙里找到的一些片段，再加以推测，如熊姆姆案只有巡抚的奏折可用。

这个案子的原始资料几年前看过一些，大概是一个以女性身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的跨性别者，原名熊尔圣，二十六岁左右离家，随后“蓄法穿耳缠足，改装为女”，取名熊姆姆。

她以女性身份在毗邻家乡的邻县生活，对外宣称自己是坚守贞洁和忠于亡夫的寡妇，被恶毒姻亲强迫再婚，所以逃离家乡，先剃发为尼，后还俗，为产妇接生。

她因技术高超而广受欢迎，积攒了不少钱财与田地，接济弟弟娶妻生子，还收养了两名继子和三名干女儿，在当地很有声名。

最后，她与弟弟因父亲的遗产继承矛盾诉至官府，被弟弟揭露而东窗事发。考虑到她从事接生工作，怕使大量女性因名节压力而轻生，当局不好细查声张，建议杖毙，最后由乾隆御批“此人罪尚不至死，但不可仍留本地，剃其发，解部发黑龙江可也”，即流放东北。

整个事件看下来，对比现今，有个微妙的差异在于，前现代社会的编户齐民是“理想”，但由于不具备高效的技术网络，对于跨性别者，在实际生活中只要能够在外在形象上达到“pass”，得到生活地区基层社交网络的接纳、认可即可，并不需要任何来自官方的“认证”。

而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让编户齐民真正得以深入到每个角落，从出生医学证明到户籍、身份证、生物信息库，身份在出生时就被系统锚定。性别作为二元分类的基石，一旦被登记，即成为法定事实。

因此，这使得现代跨性别者的“pass”只停留在表层的视觉与社会互动中，在身份信息没有完成变更前，一旦面临需要出示证件的场景（就医、就业、出行、住宿等），身体的秘密就无处遁形。而变更的前置条件又困难重重，并非个人意志“愿意”就能轻易做到。

当然，这也并不是要将前现代浪漫化，熊姆姆的自由建立在完全没有权利保障基础上的缝隙，一旦事发，即遭流放，乃至生死攸关。

现代社会提供了合法变更和保障的可能性，却又将性别严格绑定在生物/证件上，每个人都必须被收编，模糊不再被容许。

有趣的是，两种形态下，跨性别者的处境都揭示了“生理性别”的不可动摇并非因为它有多了不起的生物基础，而是因为社会运转需要它作为一个简化分类的开关，前现代以性别作为伦理秩序的一环，现代以性别作为治理效率的一环，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需求和技术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