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四个区域模式
#考古# 距今5100年前后诞生了区域性早期国家，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距今4700多年出现跨区域早期国家的雏形，距今约4000年建立真正的跨区域早期国家——夏王朝，进入“王国”文明阶段。由于地域广大和环境多样，不同区域在丧葬方式、城邑布局、祭祀方式等方面有所差异，存在略有不同的社会观念和运作方式。从高等级墓葬和聚落形态来看，至少可以将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分为四个区域文明模式，分别是王权中心、重贵轻富的北方—中原模式，神权中心、重贵轻富的辽西模式，王权中心、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以及王权中心、重富轻贵的江汉模式。
一 北方—中原模式：主要在黄河中游的华北、西北东部和中原地区。该区域距今约6000年以来先后为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分布区。仰韶中期在晋陕豫交界的庙底沟类型核心区，出现几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灵宝西坡和北阳平、渭南华州泉护村、白水下河等聚落发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建筑，偏晚还有了大中型墓葬。进入仰韶文化晚期以后，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秦安大地湾、巩义双槐树、庆阳南佐等中心聚落。仰韶晚期出现襄汾陶寺、延安芦山峁、灵台桥村、清水河后城咀、神木石峁、兴县碧村、新密古城寨等大型聚落。拥有特殊的丧葬观念，表现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特点。城邑宫殿体现出神权与王权结合且以区域王权为中心的特征。
二 辽西模式：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分布区。红山文化中期在牛河梁等地涌现出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大型祭祀建筑，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后，坛冢规模变大、数量变少，显示出“神权”集中的趋势。墓葬随葬玉器多少与墓主身份高低并无多大关系，体现“重贵轻富”的丧葬观念。红山文化可能存在一种松散但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依靠原始宗教或者神权维持社会稳定。
三 东方模式：主要在海岱、江淮和长江下游地区。该区域距今约6000年以来有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愈加明显，墓地规模最终减小到只有一二十座，成为家族墓地，墓葬随葬品体现出“富贵并重”的观念。大汶口中晚期出现焦家、岗上等数十万平方米的城址。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临淄桐林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考虑到墓葬方面明显的贫富分化和世俗性，推测海岱地区也应当是神权与王权结合而以区域王权为主。江淮和长江下游地区从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社会就有分化，崧泽文化早期分化更为显著。东山村、凌家滩大型墓葬也显示出富贵并重。良渚文化也是神权、王权结合而以区域王权为中心。
四 江汉模式：主要在长江中游的江汉两湖地区。该区域距今约6000年以来有大溪文化晚期、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从大溪文化晚期至油子岭文化社会分化已较为明显。油子岭文化时期建起了天门谭家岭等城址，澧县城头山城址有了150平方米带廊檐的台基式建筑。油子岭文化墓葬总体上显示出“重富轻贵”的丧葬观念。屈家岭文化已发现约20处土筑城址，澧县鸡叫城中部发现一组带回廊多室的大型木构建筑，。虽然石家河城址的最高等级建筑尚未发现，但结合其他城址的材料，其很可能也是神权、王权结合并以区域王权为中心。
中华文明化进程尽管有区域模式，但共同演进是主流。各地普遍存在明显的聚落分化、社会分化，都有手工业分工和各具特色的高级手工业制品；各地都有“敬天法祖”的“一元”宇宙观、历史观和伦理观，都有神权存在，都留下祭祀天地祖先的遗存
详见：韩建业：《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四个区域模式》，《文物》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