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阶段的再分配难题

又一个劳动节到了，在近年的劳动者权益保障进程中，新兴行业的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倾斜，一些传统的智力劳动者似乎叫苦连天。整体上讲，劳动法等相关体系的落实处于“参差不齐”的境地，毕竟，谁在分配后会因境遇的不公带来显著的威胁，谁就会被“预防性”地纳入到劳动环境改善和分配保障的救济机制中。客观地说，新兴行业的劳动者在目前的分配链路里取得了更多的劳动报酬，但隐性的劳动损失和具体的保障缺位仍然十分突出。传统智力劳动者所能拥有的，也就是某种既定社会时间下许诺好的低劳动损失和仍可到手的未来保障。

然而，在机械技术不断袭扰本就不大高明的社会资源传递过程后，新兴劳动者和传统智力劳动者参与劳动的机会受到严峻挑战，因此比起20年前后，我们的再分配瓶颈不是好转了，而是拉长了。拉长到当需要给制度化但非市场要素后端的农业提供劳动生产保障时，多有争议、支持而少有行动。而可以预见的是，在目前的财政环境下，许多有预算支持的岗位前景也没有这么理想。（其实对于大量从别处吃饭的中西部省份而言）而如果这部分已经在要素分配后端的人，失去再分配支撑，那县乡在地市场真不知从何谈起。

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必须接受更加剧烈的财富差异和看不到边的收入滞缩。不过好就好在，大部分人的代际收入总量都同步、乃至大幅度下降，不同“线”城市的普通人景况彼此类似。但是，实用工人、高精尖服务人员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个体户将迎来一个不错的“群体小阳春”。做自己的工匠，又成为我们提升劳动质量、争取劳动分配兑现的重要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