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明确了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而且把自然的内在价值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强调保障生态权益，从而形成不同于西方法律的中国自然权利。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四个方面的法律条款，实质确认自然内在价值与完整生存的法律地位。
首先是受尊重的主体权利。
第四条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尊重意味着确认自然的独立属性，独立价值。在生态文化的层面，尊重自然意味着确认了自然的主体权利。各类生态系统都有法律地位，都有存在权、完整健康权、受损害恢复权和免受过度干预权。
第二是受保护的实质权利。
生态环境法典强调，生态环境是自然空间、自然因素、生态系统功能的总体，是有自己独特结构和整体功能的生命体。必须保护地球自然系统，而不只是保护单个要素。特别是生态保护编，明确了自然的实质权利。
第六百七十五条规定，国家统筹考虑生态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维护生态安全。
第三是优先保护的生命权利。
保护生态系统，包括了系统中的各类生命。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物种、种群和系统的生存、繁衍权利，以及拥有栖息地的权利。
第八百一十条规定，国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拯救珍贵、濒危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第七百一十九条规定，开发利用草原不得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不得损害草原生态系统功能。
第四是代理起诉的制度权利。
制度权利的主要载体，是生态环境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明确了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与范围。
法律意义的公益，核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生态环境利益，而从生态文化及其生态伦理的视角观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既是维护人的权利，也是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代理自然维权。#做自然的朋友##生态文化##微博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