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者眼中的好学生困境#】#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焦虑和迷茫#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第一次看到这个话题时，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温丽蔚除了好奇，更多是疑问：是媒体在制造噱头吗？还是“好学生”在无病呻吟？

直到她加入“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豆瓣小组，满屏的焦虑和迷茫情绪扑面而来：在学校犯错后大脑空白，抱病强撑工作却不好意思请假，不是在向别人道歉就是懊悔自己没做好……数万网友在小组里倾诉那些隐秘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对照着组里的“好学生守则”，组员们“确诊”了自己的困境，比如，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等等。有人在小组“闲聊室”分享自己转变心态的方法，但大多数人一边厌恶着当下的状态，一边继续扮演着乖巧听话的“好学生”。

温丽蔚震惊于这些“好学生”表面光鲜和内心痛苦的巨大反差，她发短信给导师江淑玲，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

听温丽蔚说起这个小组的时候，江淑玲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一种很强烈的“确认感”。

江淑玲从北京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毕业，现在是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她原本的研究兴趣是去高中追踪“金牌生”、竞赛尖子，她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走到那样的高度。知道“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豆瓣小组的存在后，她马上意识到，这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过去很多年，不时会出现一些令江淑玲感到痛心的新闻：某个成绩顶尖的学生伤害他人，或者伤害自己。她看到时会想，这些孩子在被贴上“学霸”、“金牌得主”等标签之前，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是什么让他们在拥有了世俗意义上的“优秀”之后，反而变得脆弱甚至走向崩溃？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这个概念，像是把那些原本散落在新闻角落里、被当作个案的悲剧，整合成了一个值得被正视的结构性问题。江淑玲觉得，“好学生心态”，是一套评价体系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这个群体的出现，说明有很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描述自己多年来那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江淑玲说。

在江淑玲的鼓励下，温丽蔚开始了研究。江淑玲眼中，学生温丽蔚的感受力很强，对人的处境有天然的敏感。

研究过程中，温丽蔚意识到，“他们”就是自己，她也曾是一个对认可和期待“上瘾”的“好学生”，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才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的意义是什么？

江淑玲知道，温丽蔚共情力强，很容易代入受访者的处境，也担心她卷入太深。所以她会经常提醒温丽蔚：我们要理解他们，但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研究者如果先陷进去了，不仅帮不到他们，自己也会承受不该承受的责任。

江淑玲认为，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要能从中提炼出某种类型学，否则就是泛泛而谈，“如果只是去描述这个群体（“好学生心态受害者”）有多痛苦，容易变成一种情绪的宣泄”。所以，她一直追问温丽蔚：这些孩子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差别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别？

最终，在访谈了21位受访者后，温丽蔚和江淑玲在论文中把“好学生”分为了两类：优绩本位型与自我本位型，他们学业成就相近，但内在体验却显著分化。江淑玲坦言，这个分类标准的确定很艰难，“但如果没有这个分类，我们就无法回答‘怎么办’”。

在镜像式的观察下，她们发现，优绩主义取向“好学生”的种种内在挣扎，源于真实的自我没有得到发展。

在论文的最后，师生二人呼吁，应当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培育。江淑玲说，家长和老师能做的最具体的事，就是“放手”和“看见”。“放手”不是不管，而是要意识到，“孩子不是我们实现未竟梦想的工具”。把选择权还给他们，哪怕他们会犯错，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人生。

“看见”则是要超越分数，去看分数背后真实的人。“当孩子考砸了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指责，还是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很难受’？”

更重要的是丰富评价的维度。“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太单一。”江淑玲说，如果我们能真正鼓励多样化的成功标准，比如团队合作、社会情感能力、艺术创造力、实践动手能力，让学生意识到，通往“好”的路不止一条，那么那种“我必须赢，否则我就完了”的窒息感，就会慢慢松动。

“说到底，主体性培育就是让学生觉得，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架被外部程序操控的空心机器。”全文↓ http://t.cn/AXxkS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