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灯晃烟绕的废楼改造艺术园区出来，话唠的北方滴滴师傅接上了我。“要开空调吗？这歌儿好听吗？喜欢聊天儿吗？”

我以常规套餐回敬，“您是哪里人？开车多久了？”

师傅笑道，“看来你喜欢聊天，但不善于找话题。”

简单几句后，他坚持说人总只有在一些争议性话题下，才能展开深度交流，因而互相抛出了几个话题。

可惜发现我们并不想讨论哪个名人的婚姻私事或遗产，也不想把手伸到霍尔木兹海峡。言语之间我们的话题从北京的气候和柳絮，从各自所处的行业，从黄金股票，到了生命。

他说自己每天都在观察，有人非常消极，有些人则特别高昂。

我随即顺着问，您觉得这种差异来自于天性还是人生经历？他似乎没有回答，但却说我特别棒，言语中充满了乐观。
我说，恐怕完全不是。外人没有看见我极度悲观的我那些无数黯然落泪的时刻，正如过去的一周，在通勤的驾驶座上，在游泳池嬉闹的小孩边，在喧闹的医院，在降落滑行的舷窗旁。

他又说，如今大家对生命的理解太浅显，甚至无法接受宠物的离去，而生命逝去是太平常不过的事。
我想压力把人们挤成了与过去不同的形态，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果真时如泰山，时如鸿毛。

他说我阅读的世界和很多人都不同，我笑说您必定也一样，人无法感受和理解到认知以外的事情。空气在他大声的“诶！”一声后回归了安静。

临五分钟到酒店，我问，假设能选择，您更希望自己敏感的还是钝感的。他笑答，无非是选择明明白白地痛苦，还是浑浑噩噩地快乐。即便如此，“我还是敏感吧！”

我暗暗认同，俯身关上车门，“谢谢，祝我们都明明白白地度过快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