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analysis under occupation（《占领下的精神分析》）其中一章批判主流心理学“创伤”和“受害者”模型是如何弱化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和强化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以下是书中精彩论述：

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精神病学家”在“见证暴力”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见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谴责行为，同时也是交流行为”。然而...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诊断”为“创伤”如何“构建了一个不同的景观，在这个景观中，我们既看不到烈士，也看不到战士，甚至看不到普通人，而是看到受害者的私密苦难”，即普遍的、去政治化的受害者。

人道主义工作者虽然在努力让人们看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用一套通用的创伤与苦难心理学病因来解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使其变得“可读”。这种做法虽然“引发了同情、配得上怜悯”，但却抹去了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与政治诉求，因为它将“双方受害者都同样遭受苦难”置于一种道德上的“等价”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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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Samah Jabr提醒我们，“当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创伤被彻底抹杀时，它就变得无法被讨论、哀悼或象征性地表达，从而阻碍了修复，并增加了它被‘付诸行动’的风险。”国际社会围绕以色列建国纪念日及其成就的狂欢，若不同时正视该国已经造成并仍在造成的创伤，实际上就是定居者-殖民国家本身的延伸——它通过庆祝“窃取巴勒斯坦土地”来否定巴勒斯坦的创伤。

换句话说，巴勒斯坦人被心理上夹在两种立场之间，而这两种立场殊途同归。为了被国际社会看见，他们只能作为历史真相与痛苦——如今已被归为过去——的受害者出现。否则，他们的不服从就会招致被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主义和英帝国记忆所抹杀。

Jabr用心理学术语理解这种“两面夹击”，并提醒我们巴勒斯坦集体所需的治疗“解药”。她说：巴勒斯坦人将发出我们的历史证词，讲述我们的故事，以使殖民主义那毫无道理的伤害变得可理解；反压迫行动是我们对抗政治创伤的解药；它将治愈我们个体，也治愈我们祖国那伤痕累累的历史。临床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将巴勒斯坦人视为需要照护的“创伤”“受害者”，可能会偏离其“创伤”的真正根源，并分散对特定事件中暴力之结构性本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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