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的社会信用破产#生活手记#

李超德·文

早晨，一位学界老友来信息，即兴交流了当下设计教育的现状。连银行前台柜员都非硕士不要、高职院都非博士不进，而企业的熟练高级技工却招不到。围绕设计企业的白领、蓝领，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灰领概念，AI时代还要不要强调“做”的功课？但现状是人人都谈A l，就没人谈“做”的事，仿佛未来可以躺平，全然依赖于各种生成，我真服了！

我说的“服了”，不是佩服，是服气，是眼睁睁看着这个时代荒腔走板，你却只能在旁边干瞪眼的那种服气。

唯文凭已经倒了疯狂状态，文凭这东西，原本是一张证明，证明你读过几年书，受过基本训练，脑子还不算太坏。可如今呢？它变成了一张通行证，一块敲门砖，甚至成了一种拜物教的图腾。银行前台要硕士——那个岗位是数钱、微笑、答疑，还是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职院要博士——那些学生是学修车、学烹饪、学电焊，还是学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批判？我们不是在提高标准，是在抬高门槛。门槛高了，能跨过去的人少了，最后大家挤在门外面面相觑，门里的人也不见得真能干成什么事，形成人才培养的橄榄型怪异身材，文凭确实高了，却没人信文凭的真实实力。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信用。文凭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信用破产。企业早就不信文凭能代表什么了，可又不敢不用文凭来筛人，因为没有更好的尺子。这就成了一个死结：一边是硕士博士满街走，一边是高级技工一个难求。教育系统和用人市场，像两个聋子在对话，各说各话，谁也听不见谁。

其实，我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过“灰领”概念，不是造词赶时髦。今天，重提这个概念，我是想说，在AI写诗、画画、敲代码的这个当口，纯粹的脑力劳动和纯粹的体力劳动那条线，已经模糊得不像样了。未来最金贵的，是那些既动脑子又动手的人——懂原理，会操作，能折腾，能落地。你说他是白领还是蓝领？灰领，刚刚好。

可我们的高校在培养这样的人吗？我看悬。

2025年，高等教育招生1213万人，同年出生人口792万，死亡1131万。这三个数字搁在一起，不用多解释，你就能闻到一股凉意。再过几年，生源断崖，大量学校要关门，要合并。可就在这前夜，还有那么多学校削尖了脑袋专科升本科、学院升大学、硕士点升博士点。这不是发展规划，这是最后的狂欢。

未来五到十年，高校萎缩一大半，别不信。有人说清华要变成“蓝翔技校”，意思不是它开始强调动手了。我倒觉得，这不是清华的堕落，是时代的反讽——技校要进博士师资谈科研、谈理论、谈思想，不是不谈制造的时候，大学却又在闷头搞A l技能培训。谁比谁更像谁？

设计学术界尤其让我堵得慌。现在的研讨会和论坛，十场有八场是这么个路数：有人在台上危言耸听，说AI要取代你了，不A l +就等着失业；有人在台上贩卖概念，把简单的事说得云里雾里，把常识包装成新知；将工具说成是新范式，而那些真正在做事、真正在解决问题的人，坐在台下不说话，或者干脆不来。

为什么？因为半内行握着话筒。他们知道一点，但不全知道；能干一点，但干不深。正是这个“半”，让他们有了表达的冲动和忽悠的资本。全内行的人太清楚问题的复杂性了，知道任何简单结论都是胡说，所以反而不轻易开口。结果就是：台上半吊子滔滔不绝，台下真内行一言不发。

能看懂这句话的，估摸着都吃过信息差的亏。

AI来了。一边是技术威权主义横行，好像不懂算法就不配活着；另一边是技术民主化，普通人拿个AI工具就能干过去一个团队的活。设计、艺术被泛化，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也都不是创作者。

可我在想一个更轴的问题：要是将来一把营养素管一天，我们还要餐馆干什么？AI一键生成一万种风格，我们还要谈什么流行、谈什么风格？无人驾驶上了街，当年伦敦马车夫改行当司机的故事，还能再演一遍吗？

技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但技术不该是生活的全部。技术伦理、人文关怀、个人情感、人间温度——这些正在被效率、数据、算法、优化挤到墙角去。我们发明了那么多让人连接的工具，人和人之间却越来越远；我们有了那么多表达的手段，真正想说的话却越来越少。

辛格去年五月在上海发出的警示，不值得我们好好想想吗？

我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AI规约联盟，确立AI时代新人文的观念。这不是反技术，是想让技术回到它该待的地方——是工具，不是主子；是手段，不是尽头。

文凭的信用可以破产，但教育的信用不能。教育从来不是发一张纸，是让人成为人。在AI能写论文、能画画、能编程的今天，这个道理反而更清楚了。那些可以被标准化、被量化的，机器都能干；那些不能被量化的——好奇心、同理心、判断力、责任感——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东西。

可惜，这些偏偏是考试考不出的、文凭写不下的、招聘简章里列不出来的。

我是真服了。

（2026.4.27晨写在桂林榕湖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