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父亲一周年的忌日。
去年的4月26日，他老人家以一百零三周岁五个月零一天的高寿，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他的一生，是一本浓缩的近现代史，辉煌过，也坎坷过，我读了他80年代写下的个人回忆录，看到他的求学之路——考上同济大学，却因抗战爆发，学校西迁宜宾李庄，我专程去了李庄。沿着他笔下走过的乡间小路、他曾吃过饭的小餐厅，还有当年的学校旧址，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乱世中依然奋发图强的风骨。
读到他在欧洲苏黎世大学攻读博士的经历，更是让我爱不释手。他数度让导师对中国医生刮目相看的故事，隔着几十年的时光依然鲜活。就连那段特殊岁月，也成了他人生中一段奇特的注脚：文革时，南方医科大学的前身——齐齐哈尔军医学院，几乎没有留洋博士，甚至没有人出过国，造反派要他交代国外经历，他一支接一支地写，写坏了12个蘸水钢笔尖，洋洋洒洒数十页，把那段在他们听来如天方夜谭般的留学故事，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据说整整一个月，都没人来批斗他——造反派也看入迷了。不知道多年以后，会不会有哪个当年的造反派，也让自己的孩子走出国门、去看世界。
今天站在父亲、母亲和二哥的合葬墓前，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这个周日的增城正果万安墓园，天朗气清，连阳光都透着暖意，墓园里甚至还塞了车。
想起小时候 父亲说：“什么时候能坐上你开的车，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小小的愿望，我早就替他圆了。
只是如今，车还在，路还在，那个盼着坐车的人，却再也不会上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