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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2年提出“历史性时间理论”,到1986年补完“空间理论”,再到1991年“三个公民世界”的实践,科塞雷克从“时间与空间”双重视野推动概念史理论的完善。他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是概念史“全球在地化”的鲜活证明:一方面,他的概念史方法以及他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具有强烈的德国现象学和人类学的“在地化”特征(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施米特等影响);另一方面,他从语言入手打开历史研究的视野,又与剑桥学派(波考克、斯金纳)和法国模式(福柯、德里达)共同推动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全球趋势相呼应。可以说,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是德国“现象学”与全球“语言学”趋势共同塑造的典范,反映出人文研究超越“主观主义”的客观性要求。这种“客观性”并非是要“去除主体”,而是要对主体进行“悬搁”,从而专注于语言发生和概念使用的历史现象本身。但与此同时,倘若概念史想打开“全球在地化”视野则并非易事,“全球在地化”视野必然需要首先进入固定的语言场域、立足于特定的时空立场。……对于“跨空间”的全球概念史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努力作出真实陈述,又要承认这些陈述的相对性以及时空差异。对此,科塞雷克并不主张“去除主体”,反而承认这种相对性的立场。他提出了将“主体的时空”转化为“立场的承诺”的现象学解释学方法,以实现更具人性的人文科学。科塞雷克援引了狄尔泰的表述:“理解和解释是实现人文科学的特有方法。所有功能都凝聚在这一方法中,它包含所有人文科学的真理。在每一点上,所有理解都会打开一个世界。”
——王基臣《科塞雷克的“空间转向”与概念史的“全球在地化”》
(图片由AI生成)
发布于 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