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lantic的文章，苹果如今变得无聊Apple Is Boring Now

在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十五年后，这家公司成为了一家成功但并不令人兴奋的巨头企业。

作者：伊恩·博格斯特

蒂姆·库克的职责，就是让苹果变得“无聊”——而他确实做到了。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担任该职位15年后即将卸任。他在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离开数月后接任CEO，而乔布斯在2011年因胰腺癌去世。自那以来，苹果的市值增长了2000%。它也逐渐演变为一家稳健却极为高效的公司，向消费者销售玻璃矩形设备、无线耳机，以及偶尔出现的电脑。这段历史并不悲剧，但却显得沉郁。曾经孕育个人电脑与智能手机的熔炉，如今只是一家庞大的公司。

乔布斯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沃兹”）于1976年创立苹果电脑公司，旨在将沃兹设计的早期个人电脑推向市场，但乔布斯直到1997年才在回归后出任CEO。在此之前，公司由一系列更为“普通”的商业人士管理——多为半导体行业出身的高管，包括迈克尔·斯科特、迈克·马库拉、吉尔·阿梅里奥，以及前百事公司CEO约翰·斯卡利。但到2000年代中期，随着iMac、iPod和iPhone相继问世，乔布斯已成为被神化的“愿景型CEO”——成为科技行业乃至更广泛商业世界的范式。他苛刻且有时不近人情的要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Macintosh时便已显现），使他成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存在：一个能够以个人意志重塑组织、行业以及将被其产品改变的公众的关键人物。

相比之下，库克于1998年以一名普通高管身份加入苹果，此前他在IBM担任了12年听起来颇为“枯燥”的北美履约总监，并短暂担任同样缺乏想象力的职位——康柏公司企业物料副总裁（这家曾经知名的PC品牌在2000年代初被出售并拆解）。库克在2010年于母校奥本大学的毕业演讲中表示，考虑到当时苹果的低迷处境，他加入苹果的决定是“冲动的”：“我想抛开谨慎与理性，加入苹果。”但对苹果而言，库克的吸引力恰恰相反。他是一名工程型管理者，不是风险型或危险型人选；他的任务只是修复公司的制造与供应链体系。

从各方面衡量，库克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其最初岗位上，他将苹果打造成一台高效的制造机器。在担任CEO期间，公司市值达到4万亿美元，营收增长超过四倍。苹果推出了多条新产品线，其中大多数都成为商业与文化层面的成功产品——尤其是Apple Watch，一款逐渐演变为健康与健身设备的可穿戴产品，以及AirPods，这款无线耳机让“始终在线”的环境音生活方式成为常态。库克时期的苹果还建立了服务生态系统，包括Apple Music、Apple TV+、Apple Pay等，如今每年带来约1000亿美元收入。

但在库克执掌15年后，苹果曾经的风险与锋芒已大体消失。“Apple Vision Pro”——一款定价过高、被称为“空间计算”的头显设备，虽然可以视为一次冒险，但同样也是一次失败。Apple Watch虽成功，却并未像iPhone那样具有革命性；它更像是手机的缩小版本，戴在手腕上而已。人们仍然在购买并升级苹果设备，但这一行为如今已变得例行公事。与其惊叹苹果的创新能力，不如更多感受到一种接受与惯性：一台智能手机、笔记本或平板不断替换上一代产品。库克本人也与其产品一道，安然进入了一种“普通高管”的角色。在2019年一场例行的劳工政策会议上，唐纳德·特朗普误将库克称为“蒂姆·苹果”（Tim Apple）。本周他在一条关于库克离任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再次犯下同样错误。这虽然只是口误，却意外揭示了一种事实：苹果的CEO已不再是梦想家、神秘主义者或先驱者，而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公司内部，一种有效但沉重的严肃感似乎已取代了早年的嬉戏式创新。长期担任工业设计主管的乔尼·艾夫已离职，转而为OpenAI和法拉利提供服务。乔布斯当年创造的、如今被整个科技行业沿用的新品发布会，如今看起来过度包装、精致却缺乏个性。我在过去十年为报道联系苹果时，有时与我沟通的人员显得机械而沮丧。在去年撰写关于“Apple Intelligence”的报道时，一位苹果联络人甚至通过WebEx而非更流行的Zoom或苹果自家的FaceTime向我发送会议邀请，呈现出一种类似IBM式的企业中立气质。尽管只是细节，却令人印象深刻，仿佛在暗示苹果已拥抱一种“可靠但无趣”的风格。

约翰·特努斯将于9月接替库克出任CEO（库克将转任执行董事长）。现任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的特努斯已在苹果工作25年，几乎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他主导了AirPods的开发，随后参与iPhone与Apple Watch的工程设计。当他上任时，51岁的他与库克2011年接任CEO时的年龄相同。苹果发布了一张两人隔着时间对视的合影：他们身穿相似的深蓝色纽扣衬衫与靛蓝牛仔裤，相视而笑。这张照片让人联想到互联网上那张“蜘蛛侠互指”的表情包：蒂姆·苹果指向约翰·苹果。

这并非讽刺，而只是当革命精神在数十年成功后逐渐固化为常态时的必然结果。2000年，比尔·盖茨将微软交给长期任职的史蒂夫·鲍尔默，后者又将其交给另一位公司资深员工萨提亚·纳德拉。谷歌的拉里·佩奇也采取了类似路径，先交由埃里克·施密特，再传给谷歌内部资深员工桑达尔·皮查伊。美国文化崇尚商业中的革命精神，但长期生存往往意味着“驯化”。未来某一天，马克·扎克伯格也会将Meta交给一位稳妥的继任者。即便是当下生成式AI浪潮中的明星人物——OpenAI的萨姆·阿尔特曼与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伊——只要公司存续，也终将变得克制而沉稳。企业若要延续，就必须扎根长期存在；所有成长起来的公司，要么如此，要么消亡。

距离史蒂夫·乔布斯作为“颠覆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太久：距离个人电脑诞生已半个世纪；距离乔布斯成为自己创立公司的CEO已有30年；距离iPhone发布已有20年。今天的年轻成年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乔布斯是谁，更遑论记得他。苹果如今只是另一家大公司——一家庞大且成功的公司，生产消费电子产品，供人们日常使用。它已经如此存在了一段时间。蒂姆·库克促成了这一切，如今将由别人继续。#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