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社交平台上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职场人一边在“上班如上坟”的话题下抱团取暖，一边对家庭主妇投去复杂的目光，觉得她们与社会脱节、缺乏经济独立性、迟早要后悔，另外一边，学生群体一边高呼“讨厌上学”，一边默认“不上学就没有出路”，对辍学者暗含轻视。这种边痛恨、边维护的姿态看似吊诡，却让人觉得两边都说得通。

人们并非真的认为上班或上学是全然美好的体验，相反的是，日常的枯燥、被支配的无力感、竞争的压力，让大多数人对这两条标准路径充满怨气。矛盾之处在于，一旦有人选择或被迫离开了这些路径，比如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或者早早辍学打工，他们又会迅速沦为被鄙夷的对象。这种鄙夷并非源于恶意，而更像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防御，人们通过贬低脱轨者，来安抚自己继续留在轨道上的痛苦。

从童年起，我们就被灌输工作天经地义、读书改变命运的信条，这些信条经过家庭、学校和职场的反复强化，最终内化为衡量自我与他人的规范。一个人可以抱怨上班太累，但不一定接受“我将永远失去工作”，可以吐槽考试无意义，但很难坦然说出“读书没用”。因为在承认之后，他将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背后窥见那种令人不安的虚无。

当然，这其中也有基于理智的判断，那就是对风险的厌恶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在高度分工、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脱离有组织的劳动或教育场域，确实意味着更脆弱的社交网络、更狭窄的信息渠道、更缓慢的技能更新。家庭主妇可能面临离婚后失去收入来源，低学历者在求职时大概率会被层层设限，这些可能性真实存在。只是问题在于，舆论的矛头总是直接指向走上这条路的人们的道德缺陷或能力不足，而忽略了困境的根源往往是结构性不公。人们鄙夷脱轨者，本质上是在恐惧自己也可能跌落，而贬低他人是最省力的。

人们在言语里痛恨着异化了的劳动和教育，但又不自觉地维护它们所建立的价值金字塔，因为在现有规则下，离开这个金字塔意味着落入更无保障的境地。于是，人们陷入了一种苦涩的共谋，每个人都是这套标准的受害者，却又通过鄙夷脱轨者而成为这套标准的维护者。

人们嘴上骂着班味，心里却怕被开除正常人的行列，指责学校压抑天性，却不敢想象孩子不参加高考的人生。这是一种“边骂边卷，边卷边骂”的状态，既无法真正改变规则、又不甘心全盘接受，于是把心声分裂成了公开的顺从和私下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