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骨子里藏着一种“拧巴”。既想融入世界，又怕丢了自己。“日本人论”的反复兴起，本质上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一场漫长的心理拉锯，更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上世纪日本跻身经济大国后，开始陷入了经济与文化的错位：既有立于世界之巅的自豪，又有“文化小国”的自卑，于是人们不断回望，试图从“日本特色”中寻找成功的逻辑。这种对“自我”的追寻，几十年间彻底反转。

明治维新让日本人热衷于“脱亚入欧”，学界更把日本人描绘成依赖集体的形象。不过，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种缺乏自我的“前现代”形象，反倒被认为应该克服“集体性”；尤其到了70年代，随着畅销书《日本人与犹太人》等书一路走红，差异从“差距”变成“骄傲的本质”，人们开始坚信日本与西方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社会学家滨口惠俊提出的“间人”理论，是“日本特色”论述的典型样本。他认为，日本人不是独立“个人”，而是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间人”，行为准则重情境而非刻板规范。为证明这一点，他对比了和歌山县私铁巴士与夏威夷大学的校园巴士：前者灵活调整辅助席、重人情，后者严守规则、重秩序。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对比是不公平的。因为和歌山巴士多为旅游线路，乘客心态放松；夏威夷校园巴士为通勤线路，需严守时效。更关键的是，滨口预设了“日本人重人情、西方人重规则”的结论，通过刻意挑选个案完成了预设的结论。

所谓的“日本人论”，在很多场合都在试图用“集体的逻辑”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但实际上却往往消解了个人的主体性。日本学生统一的校服与朝礼、员工为集体自愿加班，这种刻意培养的“日式集体主义”，看似温情，实则是国家权力在日常中的显现，而这一点，往往在“日本人论”中被温情的文化论述刻意隐去。

日本人的“日本人论“大部分是为了摆脱“西方标准”的评判，同时也被质疑走向了“神圣化”的日本文化的极端。实际上，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本质上都有喜怒哀乐与对自我的追寻，忽视共性、只看差异，也许会让日本文化变得僵硬空洞。

作为社会学的一种，“日本人论”应保持冷峻，站在普遍性视野下，观察作为个体的活生生、正在变化的日本社会才对。

我有时在东京街头观察路人，那种寻求群体和谐的努力，确实是日本社会的底色。但无论身处何种关系，空教室里独自思考、深夜笔记本上留下字迹的“个人”，才是所有社会逻辑的起点。文化从来不是标签，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在日常中活出来的样子。中国古人说：“百姓日用即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