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构建一个统一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把企业异质性、内生退出、金融中介与创新外溢耦合起来，并通过微观数据对关键参数进行识别，使这一权衡第一次具备可量化的结构基础，从创新的生成与扩散网络回答应该用资源延续当下，还是用退出重塑未来。企业不仅通过研发提升自身生产率，还通过带有外部性的学习-模仿机制相互影响，研发成本因此依赖整个经济中在位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当低效率企业退出时，这一平均水平上升，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退出既促进资源再配置，更直接影响创新的价格体系，出清本身加速技术的进步。
通过比较硬信贷与三种软信贷安排（贷款常青、债务重组及政府担保）发现，在完全不干预的硬信贷体制下，企业退出更频繁，平均生产率更高，研发更活跃，长期增长显著更快，在复利结构下是经济规模扩张速度的系统性分化；三种软信贷的机制其实一样，确实降低了波动，尤其在冲击来临时，在企业接近违约时，续命比清算更有利是个体层面是理性的，短期内还可以稳定产出与就业，这种优势甚至使产出与就业新高，较于在总体层面改变退出率及创新环境，长期成本既滞后又分散，当然还是短期收益对决策者更有吸引力。在三种软信贷中，贷款常青的表现最差，它更直接地扭曲了要素配置（重组与担保并不直接扭曲要素价格），低生产率的企业将获得的低成本资金用来扩大用工，在静态层面制造资源错配，在动态层面压缩利润和研发空间，同时损害当期效率与未来增长。
增长与稳定的权衡，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谁为未来负责的约束结构。退出不必然促进增长，企业退出是否有利，取决于创新外溢是否足够强；创新外溢是否能够转化为经济增长，又取决于政策能否保障这种选择机制持续作用；政策本身则受到时间一致性约束的系统性扭曲，稳定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最优点，任一环节的变化都可能逆转权衡的方向，最后是南橘北枳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高度依赖广泛的模仿与扩散，其平均生产率就具有系统性意义，硬信贷是福利净收益最高的；如果创新更多依赖少数前沿主体，或者知识外溢本身受限，这种结构下的软信贷确实损失效率，但至少维持了一种可选择的稳定，经济滑向一种偏好短期稳定、牺牲长期增长的状态。僵尸企业也是某种约束下的最优结果，确实反映产业结构的问题，对创新环境的影响也分量不轻，制度承诺能力本就改变整个经济的激励结构。#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