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45本）：《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二）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其博士论文主要从明代卫所制度切入，探讨明清皖北地区基层治乱与社会秩序的问题。本书第4-7章正是一个以卫所制度为中心的小单元。

第4章《不服管与管不住：地方治理的难题》，讨论皖北当地卫所与地方州县之间的矛盾。明代初年，由于中都的特殊地位，朝廷在颍州、宿州、寿州、泗州、亳州等要地设置卫所，还在凤阳设立与都司平级的中都留守司，在皖北共设置17个卫以及2个直隶都司的千户所，所涉军户人口众多。这些驻军会与地方官府配合，维护本地公共事业。但卫所、州县并存运行，难免发生利益冲突。此时，州县想要约束卫所就变得十分困难，主要是赋税钱粮的征收问题。州县想要插手卫所屯田籽粒的征收工作，卫所则主张“自征自解”。明末因与女真作战，朝廷还向各地摊派“辽饷”，凤阳卫所索性拒绝缴纳。卫所之所以对州县强势，是因为朝廷依靠卫所完成京操、漕运工作，不希望其彻底丧失独立性。州县希望撤销卫所，也是因为卫所涉及巨大利益，可以弥补州县之亏空。州县与卫所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也都试图把责任归于对方，导致纠纷屡见不鲜。

第5章《虚空的账本：中都粮饷的供给困境》，讨论中都卫所粮饷供给的难题。皖北军事压力不大，但卫所设置过于密集，就导致无法像其他地方那样，完全由当地供给卫所粮饷。中都卫所由本地供给的粮饷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多数依赖南直隶十府一州。皖北几乎所有卫所都存在粮饷不足的问题，但凤阳仓账目上每年却能有十余万石的盈余，主要原因是州县积欠。地方上希望尽量以银两方式支付粮饷，但卫所人口集中，这样势必造成粮价上涨，军饷缩水，军士生计艰难，因此卫所反复争取的是发放实物粮米。地方官员还将拖欠卫所军饷视作为本地百姓减轻负担的个人政绩，以此邀取个人声名。这些都导致卫所与州县矛盾越来越深。

第6章《双输的困境：月粮与州卫冲突》，讨论皖北卫所的月粮发放问题，以泗州卫为个案视角。宣德年间，朝廷剥夺了卫所对粮饷仓库的管理权，改由州县发放。这就导致皖北卫所月粮发放总是不足，可地方官员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将责任推给卫所。在收入方面，泗州地方官认为泗州卫大量拖欠屯田籽粒，导致泗州收入不足，无法支付卫所月粮；在支出方面，泗州地方官认为卫所存在严重舞弊，虚报人数，冒领月粮。总之，在月粮发放问题上，泗州地方官遭受不少折磨。每当卫所月粮发放不足，地方官求助于上级督抚，督抚却都强令泗州当地想办法解决。因为督抚要从国家全局角度考虑，他们支持卫所，是因为更看重卫所在京操、漕运方面的作用。泗州地方官甚至提出撤销卫所的主张，但这只能是地方官员的狂想而已。

第7章《文武相济：科举士绅、地方豪族与世袭武官》，以颍州为例，讨论科举与卫所的关系。整个皖北地区在明清时期的科举成绩都不太理想，远远落后于同属南直隶的徽州、江南等地，惟一亮眼的地区就是颍州。而在颍州涌现的举人、进士，多数来自卫所军户，竟以20%的人口产生了当地75%的举人和80%的进士。一方面是因为颍州军户可以参加河南乡试，而民户要参加竞争十分激烈的应天乡试；但更重要的是，军户凭借月粮、屯田等收入可以维持更加优渥的生活，保证了文化教育的支出。这是颍州卫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在其他很多地区，军户通常比民户生活更加困顿，这种科举集中出现于军户家庭的现象也就不容易发生。颍州的科举精英与世袭武官还形成了紧密的互助关系。他们利用在官场的权力与人脉，为颍州卫所争取了很多利益。他们虽然获得了科举功名，却仍然保持军户本色，以勇武为荣耀。但是到清代，卫所制度废除，世职、军籍被一扫而空，这种科举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第8章《官强民弱：地方精英与社会统治》，继续以颍州为切口，讨论当地官民力量关系。在晚明，颍州科举精英、世袭武官与豪强大族紧密融合，但其力量起步较晚，还未形成气候，便被崇祯年间的农民起义消灭殆尽。直至明末，颍州士绅精英都不具有主宰地方的能力，当地的公共工程仍长期依赖地方官府。这导致士绅无法充当官与民之间的缓冲，官府必须直接管理基层社会，便形成了“官强民弱”的局面。

第9章《鼓励与强迫：化育黎庶的想法和现实》，讨论皖北地方官府如何管理百姓。由于士绅精英力量不足，地方官府只能直接介入地方治理，通过礼乐教化、里甲保甲制度、制定奖惩等方法参与到执行层面。这增加了官府的工作负担，却实现了更加有效的治理。但在“官强民弱”的背景下，官府缺乏牵制力量，百姓又长期服从权力，只会机械执行官府命令，并不具备自发的积极性，导致不合实际的政策总是得到执行。百姓虽无力与官府抗衡，但可以对政策敷衍应付，形成“上下相蒙”的局面。由此，皖北也就形成了基于强权的路径依赖。作者这番对官府权力的批判，实在切中肯綮，也极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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