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2 月，美国研究机构 Citrini Research发布预言式报告《2028 年全球智能危机》（以下简称报告），引发全球广泛关注。报告以虚构的方式进行场景推演，认为当人工智能的能力在 2025-2027 年实现阶跃式突破，将导致一系列全球性的深层级、结构性危机。虽然 Citrini Research 声称报告只是一场“思想实验”而非确定性预测，但其揭示的人类智能溢价终结正在成为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编程能力、数学能力、抽象推理能力和创造性解题能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绝大多数人类。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不断迭代，越来越多曾被视为高度依赖人类认知能力的知识型劳动开始被自动化系统部分乃至完全替代。事实上，经济领域人类智能溢价的终结可视为“AI 利维坦”与经济媒介化叠加作用下的一种潜在风险。“AI 利维坦”借用国家机器隐喻，指在高度数字化与算法化的社会结构中，人工智能逐渐演变为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技术权力体系。随着数字平台与信息网络的扩张，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媒介系统进行协调、匹配与预期塑造，使媒介结构逐渐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技术与媒介结构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智能带来的劳动稀缺性和附加价值被算法能力迅速替代，直接削弱以人类认知为核心的经济溢价。
当人工智能从连接人类的“中介”进化为定义现实的“操作系统”，传播学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迭代，更是主体性的根本危机。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数字媒介下沉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而非仅限于经济领域，因此，人类智能溢价的终结必然超越单一的经济范畴。此时，报告构想的“全球智能危机”表面上指向技术替代与宏观经济波动，但其背后反映了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当人工智能不仅仅作为生产工具存在，更作为经济与认知主体参与社会运作时，会开始主动重构传播格局，人机关系由机器作为人类主体相互连接的中介转向人工智能与人类争夺解释权、话语权以及社会认知主导权的博弈。在这一过程中，依赖人类智能建立的公共理解、价值判断和社会共识机制遭到侵蚀，社会成员对意义、信息真实性与决策依据的判断能力受到挑战，从而引发全方位的认知主权争夺。
基于此，引入传播学视角对报告中描绘的危机场景进行推演与理解显得尤为必要。与社会学关注制度结构、政治学着眼权力分配、经济学强调资源流动等不同，传播学自诞生以来即以信息流动、意义生成和公共沟通为核心关切。人工智能的介入正聚焦上述环节。在媒介系统高度嵌入社会结构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传播节点、信息流和受众关系，进而影响社会认知秩序与权力结构。通过传播学视角分析 2028 年全球智能危机，可以揭示技术变革如何在经济、社会和认知层面交织放大危机风险，并理解人类在后智能时代重建认知主权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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