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作人，越发觉得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文学上的造诣，还有一笔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精神财富。由于他后来的失足，其后一种精神财富虽多被人们所忽视，所避谈，但终究不致遭到淹没。
在《托尔斯泰的事情》一文里，周氏由托尔斯泰的著作在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遭禁一事，联想到此前沙俄时代，还有一位叫亚力舍·托尔斯泰的作家，因达尔文的《人种由来》俄文版被列为禁书，他“便写了一封又诙谐又严正的信”给检查局长郎吉诺夫·密哈耳，“后来达尔文的书居然不曾禁止，据许多人推测，与这封信多少有点关系”。周氏称“不能不佩服密哈耳局长之还有一点知识也”。联想到中国，周氏进而感叹道：“他能比俄国好么？我即使十分爱国也万不敢说。爱和平，宽容，这都是自己称赞的话，我却不敢附和。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俄国有密哈耳局长，也有亚力舍·托尔斯泰，中国则满街都是密哈耳局长（而没有那一点的知识），所以我对于俄国的禁止事件不怎么敢批评，还是我们自己趁还可以说一两句话的时候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吧。”
周氏此文，写于整整一百年前，即1926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