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44本）：《医学文化史·现代卷》（上）

《医学文化史》是英国医学史家罗杰・库特主编的一套著作，按照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帝国时代、现代分为六卷，各卷采取共同的框架，从以下八个角度展开论述：1.环境（气候、地理、城市、瘟疫、公共卫生）；2.食物（饮食、营养、食疗、饥荒、食品安全）；3.疾病（疾病观、诊断、病因、流行病、身体观念）；4.动物（动物医学、人畜共患病、实验动物、动物象征）；5.物品（药物、器械、疗法、医疗技术、医学器物）；6.经验（病人体验、医生角色、医患关系、医疗叙事）；7.心灵 / 大脑（精神病、心理、神经、身心、宗教与医学）；8.权威（医学权力、医学教育、国家医疗、医学伦理、制度）。

我这次读的是现代卷，主要是因为该卷与当今诸多生活场景更为贴近。这套书由美、英、德、加等国教授合作完成，书中观点与案例都以西方世界为主，因此只有现代卷能在东西方共同的生活经验中打通叙述，这也是我重点阅读现代卷的另一重原因。

本卷写得最清楚、最深刻的是“环境”“食物”两章。“环境”一章梳理了19-20世纪人们如何理解环境与人类疾病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被视为人类可以征服和驯化的对象，快速的城市化创造了现代城市环境，城市也成为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工具。但到20世纪末，驯化自然的观念受到削弱，逐渐成为一种反乌托邦的隐喻。我们理解环境或自然时，不能将其看作外在于人类的事物，而应看作人类与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关联，人类其实始终嵌于人类、人工和自然的网络中。环境也包括被人类塑造过的地方，不存在完全没有危害的环境。

本章从三个角度切入：传染病、癌症以及将身体本身视为环境的概念。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细菌学使人们将疾病由环境塑造的观念转变到更为具体微观的微生物层面，对于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政策不再关注广义的环境，而转向高度特异性的感染路径。但时至今日，对传染病的理解逐渐又开始重视环境因素，只不过更强调社会经济环境而非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20世纪10年代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严重鼠疫，就是因为社会经济动荡使生活不济的农民沿着新交通网络迁移到东北，在那里捕猎旱獭——该地森林鼠疫的主要宿主。新移民对病弱、死亡动物的警惕心比较弱，但病、死旱獭却更容易捕获，这就导致鼠疫开始在移民人口中爆发。在这个案例中，传染病问题与战争、经济移民、殖民贸易网络、城市隔离模式等社会因素都存在关联。

关于艾滋病的传播，有一种流传广泛的“猎人割伤”理论，认为非洲猎人捕杀黑猩猩造成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发生血液交换，从而产生了艾滋病。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殖民地铁路和公路网络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塑造了性行为和性工作的新型模式，有利于病毒在刚果乃至其他地区传播。而在全球北方，性观念改变、吸毒等问题也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尤其是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使很多富有的城里人纷纷搬到郊区生活，将工厂和就业机会一起带到郊区。城市地区的税收遭到巨大损失，这影响到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而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使大量城市人口陷入犯罪风险，同时助长了吸毒现象，这些都在加剧艾滋病的传播。

莱姆病的案例值得我国警惕。该疾病多发于美国城郊，由于人们向往郊区生活，开始大规模改造郊区的地表景观，启用荒野与城市之间的土地。这就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使鹿和某些种类的老鼠大量繁殖。人们又热衷于进入人造自然的环境中，产生了新形式的物种接触，从而导致新传染病的出现。很多青少年出现关节疼痛、发热和环形皮疹等症状，这就是所谓的莱姆病。

以癌症、心脏病、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在二战后迅速增多，最初很多人将此类疾病视作“文明病”，实则不然，因为慢性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明显激增。本书认为，慢性病（尤其是癌症）应主要归因于环境危害暴露、饮食和行为模式。其中与社会经济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环境危害暴露，大量暴露于危险工作环境的底层人民开始患上癌症。这造成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一种经济发展带来的疾病反而对那些从经济繁荣中获益最少的人造成最大的伤害。随着富裕国家越来越多地将有毒工业外包给那些没有能力应对人类和环境后果的国家，这种不公正已经走向全球。

本章还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作为环境的身体。疾病生活的环境，并不主要是外在的自然环境，而是人类身体。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环境，这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得病，也用以说明健康的种族差异性。几乎所有动植物都被限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生活，但大多数病原体却恰好相反，这就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环境正是人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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