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对约翰·霍普金斯的诗颇为着迷。作为一个生活于19世纪的教士，他的诗中既可以看到现代主体的自省，也展露出他对于某种至高存在的敬畏，以及对陌生事物的惊异与恐惧。而现代诗似乎习惯了从上向下俯瞰，将自己确立成语言艺术与精神象征的极点。甚至哪怕是那些诉说灾厄的诗句中，仍有着一种不可置疑的态度。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把波德莱尔作为诗歌现代性的起点，那么那些令人崇敬的诗人们，尽管一直在尝试着对抗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与审美平庸化，但诗人个体一直以来的独断专权，恰恰是与整个现代文明所同构的。时至今日，在激进化已成惯性乃至自我道德标榜的世界中，能够短暂停下来，思考自身的处境，仿佛才是一种真正的激进。我们能不能重新发明一种“弱”的姿态，一种“稚嫩”的声音，再次尝试着去感知这个世界？或者换个身位更低的说法，让世界重新接纳人类。我知道这很困难，并且大概率最后很难取得什么成效，但我觉得与其被空洞的自恋与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困苦所夹击，不妨这般一试。——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