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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随笔（第143辑）
文 / 乐樵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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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感愤诗
同治十三年，英国军官柏郎率武装部队二百余人，从缅甸出发，至云南探测路线。驻京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光绪元年，马嘉理等率部侵入云南腾越地区，并开枪行凶。当地百姓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将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翌年，清廷在英国胁迫下，中英签订了《烟台条约》与《入藏探路专条》。除 赔款、惩凶、道歉外，尚允许英国可派人前往云南调查通商情况，并可派人由中国内地经西藏至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
梁启超闻知此事后，感愤不已，尝作《闻英寇云南俄寇伊犁感愤成作》一首，其诗前原有小序云：甲寅冬，假馆著书于西郊之清华学校，成欧洲战役史论。其诗云：
涕泪已消残腊尽，入春所得是惊心。
天倾已压将非梦，雅废夷侵不自今。
安息葡萄柯叶悴，夜郎蒟酱信音沈。
好风不度关山路，奈此中原万里阴。
【2】梁启超《自励》诗
光绪廿七年，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期间，尝作《自励》诗二首。其诗云：
其一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此诗前两联，直接道出作者对维新运动失败之看法。起句开门见山，怒斥那些滥发牢骚、怨天尤人的维新人士。此种不加掩饰，冲口而出之气魄，与梁任公一贯文风，颇为相符。颔联出句，乃化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典，盖因世间万事，福祸相依，祸福为倚伏，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福所以循环无端也。维新变法，虽然在顽固派阻挠下遭遇失败，然而究竟是福是祸，亦未可知，故而仍应保持一种乐观向上之心态。颔联对句，化用《列子•力命篇》中力与命相争之典。其文曰：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诗人此句，乃反其意而用之，认为人生百年，吾人都应当尽自己最大之努力，去与命运相抗争。是以，诗人在《新民说•论毅力》中有云：“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后两联，乃作者自我勉励也。颈联出句中，所谓“岂患无余地”者，将诗人满怀壮志，展露无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辈身为炎黄子孙，又岂能苟全性命，置身于事外？对句中，所谓“惟忧或后时”者，更是将诗人强烈的报国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句中著一“惟”字，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尾联出句中，所谓“英雄”者，当指为变法而牺牲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之际，谭嗣同原本有时间和机会逃亡，然而在生与死之间，终究还是毅然选择了后者。谭劝梁启超出逃时，尝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 ! ”又对劝其出逃的日本友人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为了心中大义而慷慨就义，其豪言壮举，使同为维新人士的梁启超，倍感震撼，成为其往后革命生涯中极大的激励与鞭策。故而尾联之意，乃作者对戊戌六君子高尚品行之推崇，同时亦表达了诗人承其心志之决心，其自勉自励之情，亦可见一二。
其二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此诗首联，实乃全诗之精神。“万矢的”者，比喻众矢之的也。“百世师”者，则表达作者想通过著论立说，成为后世师表之志向。颔联，盖言作者之改革纲领。国家要富强，既要变法维新，亦要开启民智，二者相辅相成。“牖”者，本意为窗户，此处乃启发或教导之意。颈联，乃作者对未来之预判与担忧，故有“十年以后，举国犹狂”之语。众人皆醉我独醒，望眼红尘，有谁能够理解自己的改革理念？此种孤独感，恰恰凸显了诗人作为先驱者的清醒与坚定。
尾联，乃全诗境界之升华。“世界无穷”与“愿无尽”，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无限追求。结句“海天寥廓立多时”，刻画了诗人独自伫立之身影，既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孤独，亦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迈。此种宏大意境，让此诗不仅超越了个人情感，而且上升到了对人类命运与历史进程的思考。通观全篇，直抒胸臆，情感炽热，并未采用隐晦之比喻或曲折之情节，每一句都直接表达了诗人内心情感。首联之“献身”、颔联之“誓起”、颈联之“思我”、尾联之“愿无尽”，层层加以递进，将诗人的爱国热情、改革决心、孤独感与宏大志向，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实可谓意境宏大，余韵悠长。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尝曰：“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又曰：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