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是品书大家，他这样评论《最后一件大事》：
郭跃和周昂合著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我4月读完的第三本书。这是一本基于中国多家医院实地访谈，记录下来的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在面对生命最后抉择时的真实经历，以及关于救治与否的伦理思考。
人总是有一死。但中国人受“未知生焉知死”观念影响，今天依旧忌讳直面死亡的讨论。这本书以大量震撼的临床细节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死亡，社会如何重视临终关怀，死亡由谁来决定，如何让死亡的过程少一点痛苦、多一点尊严这些问题，已经是我们每个人不容回避躲闪的问题了。就在我读这本书之前的今年的清明节，我写了一篇《伤逝：我们如何谈论一个人的死亡》，同时在我那个“喃喃自语”的文件夹里，新写下了一篇准备要写的文章的主题，“如何看待死亡”，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梳理的时候。谢谢郭跃周昂这本书给我的慰藉。
《最后一件大事》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是将最后的尊严寄托于他人，还是将主导权握在自己手中？
当治愈无望，是痛苦地“生存”，还是体面地“生活”直到最后？我最初是和我的老友孟雷认真讨论过，如果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就选择放弃。及后每次看新闻，从当年台湾体育主播傅达仁在家人支持下宣布选择安乐死，到阿兰·德龙宣布未来接受安乐死，到琼瑶去世，到沙白事件，每一次新闻，我都会跟太座说，如果万一，我也希望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而不是满身插管的活死人。我的岳父生病时也是这样交待的。事实上，人没到那一刻，其实无法知道自己最终的想法，即使有明确的想法，也会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非议，比如沙白向死的选择；即使到了那个地步，一如本书所记录的，对于亲人来说，选择的两难与伦理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人生命的尽头，选择如何干预与病人的尊严之间，虽然存在法律、技术、伦理的挑战，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几乎每个人无法回避的挑战，而非理论探讨。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的那句话：“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话很有哲理，但只能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奥斯维辛幸存者、奥地利作家让·埃默里，最后选择了跳楼，他不赞成自杀这一概念，在他生前，他创造了一个概念，“自死”，一个完全拥有自我意识的个人自由的选择。自死是一种自由意志。我觉得选择解脱的方式应该也是而且必须是基本人权。
“能够从外部世界观察到的都不值一提。”死亡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课题，但它并非只是一个冰冷的医学结果，更是一场关于爱、尊严与告别的挣扎，郭跃周昂书中说是“生命的修行”，我更愿意说是一种挣扎，挣扎并不只是伦理上的。毕竟，人是感性的有感情的。
3月份我看到一个医生谈“三不治”的视频：一是救不活不救；二是代价太大不救；三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不救。
我非常赞同这个态度，我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就跟太座谈过。最初我跟老孟讨论如果治疗费用超过50万就不治；我跟岳父大人的态度一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不治；我后来跟沪上友人开玩笑说让他多给我准备杜冷丁吗啡（当然那不合法），将来不救时用来减缓死亡过程的痛苦。核心其实就是“三不治”。
郭跃周昂书中提到的“四道人生”——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确实应该成为一个生命行将消逝时亲人间的互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