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去年写作时才慢慢有了意识，我可以把自己当做方法，去状写我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流动的情感，我作为一个参与者、见证者和写作者，记录一切我认为应该记录的东西，并且保持真诚和真实。

但事实我做不到如此纯粹，面对许多题材，我只能剖开一面，藏起一部分，做不到彻底的写实，也做不到对人对己彻底的袒露。我承受不起全盘托出的代价，即使写我的姥姥的一生，也用了许多曲笔，我害怕直书一切会让还活着的故事里的人感到不快。

于是读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时，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在我试图做好的写作方向上，有个人勇敢的展示过了，超出了我的勇气的边界，抵达了文学质感自然应该抵达的高度。

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毫无疑问把自己作为方法，她是水，是面团，是松软的土壤，把与她关联的一小块世界上的一切人与物粘合在一起，用自己透彻的心，去审视他们，理解他们，讲述他们，与他们在一起。她坦荡的完全诚实，真实的近乎残酷，如果一个人真的需要在末日大审判里毫无遮掩的坦白一生，安妮埃尔诺在自己的书里已经做了。

她接受读者的审判，也审判每一位读她的读者。

安妮对母亲持有一份深沉的情感，《一个女人的故事》讲述母亲的一生，笔触无情的揭示一切真实，但情感柔软，透着对母亲的爱意，这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母女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战争之一，最终的胜出者是那个最后死去的人，有权利为这段母女关系定论。

安妮对父亲的感受则疏离一些，尽管母亲严厉，父亲让她开心，她还是更亲近母亲。《一个男人的位置》讲了父亲的一生，一个出身农家的男人，如何一步步爬到人生够得着的最高阶层——杂货铺老板，父亲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从阶层上滑落，不仅恐惧从爬到的位置滑落，更恐惧从出身的阶层向下滑落。

被阶层身份和阶层观念限制一生的父母，全力托举安妮进入了令他们感到受辱的中产阶层。
安妮异常冷静的写母亲的作为：她在杂货铺卖土豆，就为了让我能坐在大学教室里听柏拉图。

父亲将安妮送入高等学府的一刻，便完成了父女精神层面的告别。从此他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父亲没有什么可以再教安妮，安妮带着从中产阶层文化圈里的一切跑过来，父亲拥抱她，但满脸困惑。

安妮写父亲，“他曾经用自行车把我从家里带到学校，从河岸的一边带到另一边，无论雨天还是晴天。或许，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属于曾经蔑视他的那个世界。”

安妮写出了某种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真相，尽管步入不同的阶层，母女依然存有一份深厚的依恋。但被阶层身份困住的父亲，在安妮完成自己寄托与她的希望后，阶层成了父亲与女儿之间的隔膜，无可修复，不能逾越。

在每篇5万字的篇幅里，安妮写尽了父母的一生，他们都是没有故事的人，但他们经历的事迹，又是如此穿透时间和地理，在不同时空的读者心头激起水花，他们是所有普通人的故事。安妮写的克制、精准、但直白，她去掉修饰，保留尽可能完整的真相，把自己全部的情感，阳光的与阴暗的，都填满砖块的缝隙，砌起一道坚固的墙，抵御时间的冲刷。

但我对安妮埃尔诺写作方法建立起来的认知，被她的《一个女孩的记忆》击的溃不成军。这本书太过于真实和坦白，我读到二分之一时引起了强烈的心理和生理不适，我仿佛进入到魔女嘉莉的内心，与她一起体验一个18岁女子被同伴们围剿，所经历的那些冷酷与残酷的细节。安妮埃尔诺自己大概也无力承受，所以需要隔开50年，她在60岁与70岁的时候分批写完了这本书，她站在一个客体的位置，去看待与她同名的那个18岁女生的经历。

残酷、真实、细腻、无保留的坦白，因为父母的阶层困境、因为父母困于低阶层身份、为保护她对她采取的禁锢，造成了18岁女子安妮毫无知觉如一头幼鹿闯入邪恶幽灵的聚会并惨遭荼毒，她用两年的时间修复和重建，波伏娃与哲学成为她的修复工具，但更该感谢的是她自己坚韧的心。

安妮在这本书的结尾，写了一段关于为什么而写的文字，这可以是她的三本书的一种解释，也是一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写作应该负有的意义。安妮埃尔诺如是说：

“我们当时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才让写作变得十分有必要。

我前面写了什么，现在都忘记了。我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写这本书时想探寻的东西也已模糊不清。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种这样的意愿：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骇人的真实性，多年后回头看，发生的事情似乎不那么真实了，我的目的就是探索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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