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和浩特博物馆，有些藏品看似不太起眼，其实是很有分量的，分享3件尽管文物级别不高，但既很珍贵又有看点的精品文物。

1、象牙雕嵌螺钿人物故事折扇。文物级别：未定级：所属年代：清晚期（公元1840年-公元1912年）；外形尺寸：扇长 28 cm、扇面宽 51 cm、厚约 3.5 cm；具体构造：材质选用16根象牙扇骨+纸本彩绘扇面+螺钿镶嵌，两侧的大扇骨采用高浮雕和镂空雕，刻画了亭台楼阁、花草树木，线条极其细腻；文物来源：社会征集品；展出位置：1F北厅。

这把折扇为广州十三行制作的奢华外销扇，扇面描绘了复杂的人物故事场景，最精妙之处在于78个人物的脸部，并非画上去的，而是用极薄的螺钿（夜光贝）切割后贴上去的，光线照射下，人脸会呈现珍珠般的光泽，由于扇面采用天然矿物质颜料绘画而成，保存至今仍像原来一样色彩艳丽，而且扇骨、扇面、扇钉、坠饰等都是原配，小骨无断梢，长方形原装黑漆彩绘木盒依然完好无损，尤显珍贵。当时这些外销扇，一部分销往欧洲，另一部分则通过宫廷赏赐、官员流动或商队贸易进入北方，所以！学术界认为，这把折扇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蒙古王公或公主府贵族的珍藏，这种折扇在北方博物馆中较为罕见，由于缺乏明确的纪年款或名人题跋，它通常不会被定为一级，等级推测可能属于三级文物及以上的范畴。

2、黄绿釉迦陵频伽砖雕。文物级别：未定级：所属年代：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外形尺寸：长35cm、宽26cn、厚4cm；具体构造：砖雕呈矮角长方形，泥质红胎，胎质坚硬，环边不均匀地分布着六个用于加固的钉眼，表面施低温铅绿釉，釉面泛银白色“蛤蜊光”，背面素胎无釉，砖面为鸟身人面，鸟足利爪分叉，面部未施釉，以黑漆点睛，双手合十作供养状，姿态优雅、神情安详；文物来源：社会征集品；展出位置：1F南厅。

这种鸟身人面的形象称为“迦陵频伽”，梵语音译为美音鸟、妙音鸟，被印度人视为乐神，认为它是音乐的始祖，由于能发妙音，所以用来愉悦佛、供养佛，而芸芸众生听到它的声音也可以出离苦难，得到自在与清宁。这块砖雕是本世纪初从当地古玩爱好者手中征集入馆，据记载原共出土3块，目前仅此一块入藏博物馆，其余均已流失，砖雕发现地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东土城一带，这个地方分布有元代古城及村落遗址，由此学术界普遍推断其为元代遗物，虽然没有具体级别编号，但从文物价值来看，它具备了二级文物左右的资质。

3、八思巴文铜印。文物级别：一级文物：所属年代：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外形尺寸：印面边长约6.5 cm、通高约 7cm、重量约800g；具体构造：红铜铸造，印面呈方形，配有直钮（橛钮），印边极宽，印面为八思巴文篆体，印文释读为：“大坝行峒蛮夷军民长官司之印”；文物来源：社会征集品；展出位置：1F南厅。

这是一方来自西南的土司官印，对应的行政机构位于四川叙南地区（今四川宜宾、泸州一带），是管理当地少数民族（都掌蛮）的土司官署印；八思巴文由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旨在作为元朝的“国字”统一书写，官印采用这种文字，是中央政权在边疆地区行使管辖权的直接体现。一枚西南土司的官印，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呢？学术界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元朝灭亡时，元军或忠于元朝的土司势力在四川战败后向北撤退，携带官印流落至漠南（今内蒙古），后遗失或埋藏；二是元代军事调动频繁，因战功赏赐给北方的蒙古贵族，或随部队调防带入草原；这两种假设，均无定论，构成了最大的历史谜团。元代八思巴文官印存世量较少，且这方铜印背刻有明确的铸造机构“中书礼部造”，是元代中央集权与“书同文”政策的标准器，历史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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