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明，如果生命成了它唯一不舍的关注点，那这文明也就开始衰落了。巅峰时代从来都只是为了价值本身去培植价值，而生命不过是实现价值的一种中介而已。个体不是感知自己活着，而只是活着——甘心为自己生产、呵护、崇拜的各种东西充当奴隶。情感控制了他，也使他充实。因为没有什么创造不需要“感情”作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个只感到其丰富的人来说，它们却似乎取之不尽：这一错觉便生产着历史。在衰败当中，情感的干涸只允许有两种感知和理解的方式：就是感觉和观念。然而，人献身于价值世界，向范畴和常规投射活力，都完全是通过情感机制的作用在进行。一种文明的活动，在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乃是让观念从它们抽象的虚无中走出来，把概念转化成神话。在这一时刻，从无名个体向意识个体转变的过程尚未完成：但已是不可逆转。看看吧：在希腊，从荷马到辩士；在罗马，从过去那威严的共和国到帝国的“睿智”；在现代世界，从耸立的教堂到18世纪的手绣花边，便都是例证。
一个民族不可能无限创造。它的职责就是要给一堆价值赋予某种意义和表达的形式，但这些价值本身却只能随着那些创造它们的灵魂一同衰竭。人民从一场生产催眠中苏醒过来，清醒时代揭幕在即，众人操弄的只是些空洞的范畴。神话变回了概念：衰败伊始。而其后果也明显起来：个体都在想活，他把生命转换为目的，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小小例外的高度。而这些例外的总和，既已构成了一种文明的亏空，也就喻示着其消失。人人都达到了精明的境界——可是，完成伟大时代之杰作的，难道不是那些上当之人光芒四射的愚蠢吗？

——齐奥朗《衰败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