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辽代南京，很多人先想到的是陪都身份，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辽朝南部所呈现出的经济活力。幽、蓟地区原本就有较好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进入辽朝后，这种基础并没有被完全打断。相反，契丹统治者在这里大体采取了“因俗而治”的办法，对汉人聚居区沿用较多原有治理方式，使社会秩序能够较快稳定下来。

北宋使者出使辽朝时，对这一点有直接观察。苏辙就提到，当地虽然也有征调，但“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说明南京地区并非单靠军事控制维持，而是在赋税、差役和地方治理上保留了一定弹性。正因为如此，辽南京逐渐成为辽境内人口集中、物产繁盛、文化发达的区域。

当然，这样的繁荣并不轻松。唐末五代以来，战争反复发生，燕京一带人口损失和迁徙都很严重，不少工匠、官员和百姓被迫北迁。农耕技术、手工业经验也随着人口流动进入契丹统治区域。于是，辽南京的经济社会面貌带有很强的过渡性：一面延续着中原传统的农耕生活，一面又深受北方民族政权统治方式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并不平静的环境里，辽南京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区域地位。

《辽南京》 孙东虎著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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