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唯有“完美受害者”方能幸存的残酷舞台……“受害者有罪论”的结构性悲剧 [卢钟彦的娱乐法庭]】

卢钟彦律师认为，艺人往往是令人艳羡的对象，坐拥公众的追捧与巨大的财富。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身处一种充满悖论的境地——一旦遭遇网络暴力或跟踪骚扰等犯罪侵害，他们往往被迫承受最为残酷的“二次伤害”。这种针对受害者的集体谴责，绝非仅仅源于单纯的好奇心或无心之失的恶意评论。它是一场巨大的暴力行径，是人类心理防御机制、韩国社会的道德审判标准，以及法律体系自身盲点相互咬合、共同运作之下所催生的恶果。心理学领域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公正世界假设”，当人们面对“无辜艺人竟沦为骇人犯罪的受害者”这一荒谬现实时，往往试图通过强行将情境“合理化”来缓解内心的焦虑。

以下为3月20日发表在《每日体育》的文章

在这个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无数事件和事故的新闻。然而，当一位知名艺人或网络红人不幸沦为犯罪受害者时，社会的目光往往会发生一种诡异且扭曲的转向。公众非但没有去谴责施害者的犯罪行径，反而常常将矛头指向受害者，抛出诸如“他们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或“他们平时的言行举止究竟如何？”之类的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受害者有罪论”（Victim Blaming）。

艺人往往是令人艳羡的对象，坐拥公众的追捧与巨大的财富。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身处一种充满悖论的境地——一旦遭遇网络暴力或跟踪骚扰等犯罪侵害，他们往往被迫承受最为残酷的“二次伤害”。这种针对受害者的集体谴责，绝非仅仅源于单纯的好奇心或无心之失的恶意评论。它是一场巨大的暴力行径，是人类心理防御机制、韩国社会的道德审判标准，以及法律体系自身盲点相互咬合、共同运作之下所催生的恶果。

在心理学领域，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公正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天生厌恶混乱，并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即坚信这个世界是以理性且公平的方式运转的。因此，当人们面对“无辜艺人竟沦为骇人犯罪的受害者”这一荒谬现实时，往往试图通过强行将情境“合理化”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他们会对自己说：“受害者肯定做了什么招致厄运的事，或者自身存在某种过错”——继而对受害者进行贬低与指责。

尤其是韩国社会，往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将个体的“道德品行”与其“能力水平”混为一谈。尽管西方文化往往倾向于将名人的私生活争议与其职业能力区分开来，但在韩国，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受害者未能符合公众对于“完美无瑕、纯洁无辜”的受害者形象的期待，公众便会立刻收回同情，转而对其弃之不顾。这解释了为何——即便面对无可辩驳的犯罪事实——受害者过往的言行举止所遭受的审视与批判，往往远比施暴者的暴力行径来得更为严苛。

若再加上调查机构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此类悲剧便会迅速失控，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局面。已故演员李善均之死，便是“社会性谋杀”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一场由司法体系、媒体以及网络煽动者合力酿成的悲剧。早在内部调查的初级阶段，案件的细节便已遭到泄露；其结果是，本应冷静推进以查明犯罪指控的法律程序，最终沦为一场对与案件核心毫无关联的私生活细节进行“直播式”围观的闹剧，并最终以一场残酷的“舆论审判”而告终。

这种针对名人的“受害者有罪论”所造成的危害中，最为恶劣的莫过于其所产生的“噤声效应”——这一现象令面临类似处境的普通受害者感到胆寒，迫使他们选择保持沉默。当目睹即便是拥有雄厚财力与强大经纪公司庇护的名人，也会遭到无情的撕裂与“猎巫式”的围攻时，那些遭受职场骚扰、性犯罪及类似侵害的普通受害者，往往会因此而彻底打消向世界发声求助的念头。无论犯罪的性质如何，其责任与根源皆完全归咎于施暴者的恶意企图及其暴虐本性。

对于那些历经挣扎、终于鼓起勇气从阴影中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若反问其诸如“你当时为何会出现在那里？”或“为何偏偏等到现在才闹事？”之类的问题，无异于一种残忍的暴力行径与权力的滥用，这等同于亲手将施暴者的凶器塞回到了施暴者的手中。世上绝无所谓的“完美受害者”，亦无必要去苛求这种完美。唯有当那些曾遭受创伤的人们得到充分的保护之时，我们社会真正的人文进步方才能够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