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9本书（中）

第三章《宋代骈文批评的理论框架》，认为宋人将骈文视为一种工艺品，重视其应用价值。王铚将四六称为“诗赋之苗裔”，借用律赋名家来强调四六与赋的关联，还移用诗赋批评的术语来评论四六。在以四六为工艺品的观念影响下，谢伋提出了“裁剪”，刘克庄提出了“融化”，使“工巧”成为评判四六的独立标准，还生发出注重警联妙句的批判模式。

围绕骈文的风格，宋代发展出若干批评范畴，这类范畴主要限制在“声色”与“格调”之内。宋人骈文批评庚关注文章纂组时辞藻、声音的样态，而非文章全体乃至作者本人的精神气质。骈文作为应用文体，主要承担公共政务功能，很少用来表露个体玄思。因此，骈文批评首先关注的是文体内部规范，一方面广泛使用“雅”“丽”“温润”等各体通用的范畴，另一方面通过范畴之间的融合来满足不同文体的特殊规范，例如从雅派生出雅丽、雅奥、温雅、新雅等术语。宋人在归纳四六风格时，经常将雅与丽对举，二者看似对立，实则相互调和。制诰更多地追求雅，表启等文体则在符合雅的规范时，还可以更自由地呈现作者本人的风格。“温润”多与台阁之文相关，而具有山林之气的文章则被批评为“枯槁”。温润与其说是作者的个性，不如说是基于文辞声色而产生的格调。

关于宋四六的风格差异，祝尚书先生曾提出“荆公派”与“东坡派”的两分法，前者谨守法度，后者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但是，陶熠认为这一划分方法并不严谨，实质是晚宋理学兴盛之后的师法观念在骈文领域的延展，是一种后世建构的理论，并不能反映文学史的实况。四六文坛实则并不存在荆公派和东坡派的实体，只不过是骈文创作时的两种选择而已。

第四章《宋代骈散文批评的交互与分途》，将古文批评与骈文批评打通。这首先体现在“文气论”上，宋人认为骈文应当有气骨，如表章应有宰相气骨，强调作品的辞气暗示了作者的气质。但这种批评模式实际处于边缘状态，因为以四六为工艺品的观念与以文章为有机生命的文气论存在理论冲突。宋代骈文批评不易见到谈论全篇意脉者，足见宋代以警联为单位的骈文批评限制了文气论的发挥。

其次，周必大提出“骈散一概论”，尝试将古文与骈文统摄在一个评价体系之内，例如用“浑融有味”来评论骈文，例如在开头用事奠定基调之后，再用较为舒朗的散联将用事之深意揭示出来，此法称为“议论承贴”，适于形成浑融有味的效果。

最后，宋代骈文批评还发展出一系列独有的标准。一是敏速。宋人基于骈文的实用性，十分注重其写作速度，对文人撰写骈文十分敏速并无不满。尤其是两制词臣并不需要特别强调得体与典雅，只需要揄扬敏速即可。二是得体。在诗词散文评论中，尊体和破体是重要概念；但在骈文批评中，得体最为重要，因为实用性强的文体较少体制变化，破体现象不易发生，自然也就谈不上尊体，只需要强调对写作规范的得体即可。三是精切。具体包括属对和用事这两个方面。属对之切指的是对偶的准确、精巧，用事指的是用事与文本语境相合。这是宋人将律诗的批评标准移植到骈文的结果。相比起来，宋人对用事之切更加看重。

第五章为《宋代骈文批评中的属辞与用事》。宋人对于对偶的认识，由技艺逐渐转向“自然”，追求“天然偶对”的境界。宋人不再像唐代诗格那样细致划分偶对类型，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将各种类别的知识合理地安置在字数稳定的文句之中。“天然偶对”观源自两方面动力：一是对古文家批评骈文刻意求工的一种回应，当偶句不出于人工，而是由日常语言或前代典籍主动提供给今世的作者，这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偶对就应当免于刻意搜求的罪名；二是对语言工巧本身的追求。

宋代骈文流行一种写法，即“用成语”，或称为“用全语”“用全文”，也就是用古书中的现成语典组成骈文中的表述，形成自然工巧的对仗。这可以说是宋代四六区别于前代骈文的标志性特点。其独特性在于对前代文本的整句挪用以及对原文语境的彻底剥离。尤其后者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用典。很多用典是希望读者能理解成语在原文本中的意涵，但“用成语”却有意剥离原文语境。这种写法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维、陆贽和白居易，在宋代，王安石和苏轼也都有意识地使用此法。但此法之流行，要到北宋徽宗时期，这很可能与当时打压元祐学术的风尚有关，当时将史学划入流俗之学，在骈文中运用史事遭到抑制，士人对荆公新学与经文字句更加精通，因此“用成语”更适合当时人的写作习惯。在批评领域，最早留意此现象的是王铚，他对“用成语”持赞赏态度。但后来的叶梦得和谢伋则认为四六之工巧当体现为剪裁之法，而非“用成语”。到南宋孝宗朝之后，支持用成语的声音又开始成为主流。南宋中期，骈文是否应当用成语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骈文应当如何用成语。一些与词科有关的类书开始将经史成句按字数编排，显然是为写作四六时用成语作偶对而准备的。陶熠在本节“余论”中还提到用成语和集句诗的关联，我觉得这方面不应一语带过，倒是很值得加强论述，从而扩大研究视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