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是文化中性的，不是与文化无关的。在我们讲科学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忽略了科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讲科学的起源，不是去追究人种学、生理学方面的差异，也不是去追究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而是要首先从中国的人文理想和西方的人文理想的差别入手。

希腊人用“自由”来规定人之为人，把“自由”理解成对“逻各斯”的认识和内在认同，这是“科学”起源于希腊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希腊人的智慧是“知”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是“爱”的智慧。希腊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追求“理知”的道路。为什么理知那么重要？就在于希腊人开创了一个内在性的传统，也就是说，一个自由人首先是具有一颗自由的心灵，而在自由的心灵里，思想始终是自己与自己对话，思想是一个心灵独白。

希腊人开辟的这个传统，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寄托在一个内在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交谈，自己推出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成为自己的根据。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己”始终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个“自己”一以贯之。康德讲“物自体”的时候，其实就是“物自己”。这种“自己性”就是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由”。所以科学作为自由的学问，必定是一门理性的学问，科学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科学之所以在西方发源，是因为根源于西方人的人文理念中自由的概念；中国人之所以不理解科学或者误解科学，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自由的真正领悟和根本理解。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