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妄议个体是非，不做未证实的揣测，抛开所有关于人品的争议，这件事最该被看见的是藏在悲剧背后的制度性困局。
医学生本就扛着超长培养周期、高负荷临床工作的重压，却还要被“唯论文、唯科研”的评价体系彻底绑架。学校学科评估看科研，导师职称晋升看科研，学生毕业就业也看科研，层层传导的压力，最终全压在学生身上。“重科研轻育人”从来不是个体选择，是制度倒逼的必然。
更致命的是导师负责制下的权责失衡：导师握着学生毕业的生死大权，学生却几乎没有有效的申诉渠道与退路。高压之下零容错，情绪无出口，一点点挫败就可能把人逼入绝境。
别再让悲剧只停留在对个人的口诛笔伐。不改掉唯成果论的评价体系，不修正权责不对等的培养制度，不找回教育育人的本质，类似的遗憾就永远不会停止。
愿逝者安息，愿制度能给年轻的求学者，留一条退路，多一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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