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播报# 尽管城乡经济要素的双向流动带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但也引发了乡村空间异化、社会分化与治理外化等新问题。其根源在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后持续存在城乡权力结构不平等的问题。本文引入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梳理浙江省城乡融合政策演进中的三次关键转向，重点分析当前“强村公司”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反向飞地”的空间规划理念转变，并探讨其在政治经济层面重塑城乡融合新格局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要素双向流动本质上是乡村被纳入城市主导资本循环的过程，看似对等的要素对流掩盖了权力结构的不对称；(2)浙江省城乡关系的三次政策转向表明，城乡融合不仅是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要素配置问题，更是资本循环下的城乡权力重构的机制问题；(3)通过将“强村公司”的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和“反向飞地”的城乡规划理念转型相结合，浙江省构建出“乡村资本积累—乡-城反向投资—乡村资本再生产”的乡村主导城市化路径，从而在政治经济维度上推进城乡融合。——《从要素双向流动到资本权力重构：城乡融合的浙江实践及其学理解析》，施德浩等，《城市规划》2026-01期

从要素双向流动到资本权力重构：城乡融合的浙江实践及其学理解析
施德浩 陈前虎

为理解这一悖论空间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不同于经济学关注“要素如何流动”，政治经济学更关注“谁控制要素流动”以及“要素流动如何重塑权力结构”。该视角认为，要素双向流动的实质是将乡村纳入城市主导的资本循环体系：城市资本通过“下乡”拓展积累空间，而乡村则在获取短期经济增量的同时，其发展路径与价值实现方式日益受制于外部资本逻辑，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与依附关系。因此，制定城乡融合公共政策亟需超越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逻辑，转向发展权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浙江省的实践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作为中国城乡融合的先行区域，浙江省城乡政策在过去二十余年中经历了三次较为清晰的转向：从将乡村视为资源流失腹地，到承认乡村的产业发展潜力，再到逐步赋予乡村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制度性权利。尤其在第三次转向中，浙江省通过“强村公司”的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与“反向飞地”的空间规划创新，探索出“乡村资本积累—乡村反向投资—城市化收益回流乡村”的城乡融合新路径。
基于对以要素双向流动为核心的城乡融合理论的反思，本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重点探讨如何超越单纯的要素流动，实现城乡发展权的再分配。通过系统梳理浙江省城乡融合政策的三次转向，并剖析“强村公司”与“反向飞地”的运作机理，本文旨在阐明浙江省经验中城乡权力重构的内在机制，为当前我国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启示。

（《从要素双向流动到资本权力重构：城乡融合的浙江实践及其学理解析》，施德浩等，《城市规划》2026-01期，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