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
公共艺术迈入数字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材料的异质性、视觉的可变性与观看过程的趣味性，更在于它具有更强的可及性和参与度。这种公共性的变化，一是因为当作品出现在互联网空间或营造出一个包含多重媒介、多个交互界面的数字环境时，艺术的传播结构发生了从平面到立体、从树状到网状的重建；二是因为公共艺术作品中的形式程序为用户互动而设计，并向在场的观众无门槛地平等开放，人人都可以利用数字互动装置在不同的路径和规则下表达自己的故事。传统雕塑装置的情节相对封闭，画面也多为静止状态，所描述的故事世界相对稳定，观众对文本的接收只需要通过观看找出时间、人物、情境等叙述因素，以二次叙述方式来追溯情节的意义。但数字公共艺术不同，它依赖于参与者在一定框架内进行填充或催化，从而为作品带来更多情节事件的状态变化。从传统公共艺术到数字公共艺术，叙述形式之所以发生从线性到后线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媒介”这一框架性因素的置换，它不仅约束着情节故事的生成和选择，更是直接决定了艺术文本的叙述话语模式。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43~2022）认为，“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再现的固有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符号控制者一如既往地经由这些模式来组织话语（包括口头和视觉的话语）”。数字媒介作为一种元语言规定了数字公共艺术的叙述规则与传播机制，同时也建构了公众与作品之间的交流关系。在各种数字元件的组装和元媒介的建构中，公共艺术家编制出了一个由算法操控的叙述脚本或称故事生成系统，它等待着来自外界的信息输入，进而展开更具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多线故事叙述。
——李政《媒介框架、聚合偏重与互动叙述：迈向后线性状态的数字公共艺术》
（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