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s, R. (2005).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 means of production, In Williams, R.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Verso Books, pp.50-63.

因此，在马克思的革命观点中，现代的普遍传播，只有通过使自身从属于所有人，才能从属于个人（modern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can be subordinated to individuals only by surbodinating it to all of them），除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固有的问题之外，马克思的革命观点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可以预见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社会革命的综合运动和新技术能力的利用，可以相当实际地实现传播生产资料的普遍占有。例如，建立民主、自主和自我管理的公共无线电系统已经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不仅包括传统形式的“广播”，而且包括非常灵活和复杂的多方式互动模式，这些模式可以使我们超越“表征性”和选择性的传播，进入直接的人与人及人们与人们之间的交流。可以为图文电视（teletext）设想类似的系统，虽然可能更昂贵，因为在图文电视中，有广阔的天地可以大量使用通讯和特别是保存的生产手段。然而，与此同时，在包括许多昂贵的传播行为和过程的其他现代的替代系统中，任何此类利用模式都存在更棘手的问题。的确，在内在的转变过程中，社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生产的普遍存在的特征。但是，尽管在更简单和更直接的模式中，存在着易于获得的真正广泛（普遍）利用的形式——通过直接获取只利用初级和已然分布式的传播资源的技术，但在长期以来，在那些依赖于转化的过程中（省油灯注：威廉斯的“转化”，指的是广播电视中的图像加工与节目编辑，也就是framing的过程），一种相对抽象的利用必定更实际且更有可能，而不是这种系统所必须采取的、对具体生产资料的大量——广泛而普遍——的利用。

至关重要，且作为任何有效转变之必要基础的是，持续讨论和呈现电视和电影等行业所涉及的固有的转化过程。这些传播生产手段的“自然化”模式需要反复分析和强调，因为它们确实是如此强大，新一代正变得如此习惯于它们，以至于在现代社会经济过程中，人们的真实活动和关系隐藏在物化的形式、物化的模式和“现代媒介”背后，这一点和其他地方一样强烈。但批判性的去神秘化只能带我们走一部分路。物化必须与开放的、有意识的作品创作区分开来，否则唯一的结果将会是消极的，就像在一些当代符号学趋势中一样，通过质疑所有这些实践来消除实践的神秘性，然后可以预见地回到普遍（固有的和不可超越的）异化的观念上，落入悲观和普遍主义的心理学范围内。批判性地去神秘化确实要继续下去，但总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转化的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普通教育一部分的常规实践：生产关于“同一事件”的替代性“图像”的实践；基础剪辑与序列制作过程中的实践；在直接自主的创作中遵循这一点的实践。

我们把最直接的传播手段和系统置于我们自己直接且普遍的控制之下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我们将把它们从它们作为商品或作为权力结构要素的正常当代功能中转变出来。我们已经从各种各样的剥夺者那里恢复了我们社会生产的这些中心要素。但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关于那些生产资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恢复”，包括被资本主义剥夺的传播生产资料。特别是在传播方面，它不仅是，虽然它肯定包括，恢复“原始的”直接性和社区。即使在直接模式中，它也应该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恢复，因为它必须包括在空前广泛的社会和跨文化范围之中，那些获得（access）和扩展（extension）的转变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在更先进的间接传播模式中，社会主义不仅是明确遭到异化的人类能力之普遍“恢复”，而更具决定性的地方在于，崭新与复合的传播能力与关系的必要制度。在这里，它首先是处在社会物质过程之中心的、对于新生产资料（新的力量和新的关系）的生产；通过这些新的生产资料，传播和社区之间决定性的生产关系得到了更先进、更复合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