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C真的被叫停了。这就是那个杨振宁公开反对建造的新一代对撞机。相似的,欧洲也在筹划建造FCC,我硕士论文也做了一部分对FCC讨论的工作。
当年我收到了格拉斯哥的offer,在月月老师的提醒下,去了解这所学校擅长的组是什么。一个是引力波一个是粒子。这两个组都是跟诺奖有关联的组。我想研究引力与量子的统一,这是诱惑所有物理学人的问题。
入学后我发现格拉斯哥的引力波组在诺奖项目里的贡献主要是工程技术方面的。我尝试过去靠近,当时选的我骂了无数遍的传感器,有一位授课老师就是给测量引力波的LIGO装置贡献了一块组件技术的人。另一位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人,声望与能力离获得诺奖也是可以看见了。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技术工程性的东西,即使在物理系它已经比工科多了很多理论,但是我喜欢和擅长的是更纯粹的理论。
由于格拉斯哥的理论物理专业是由粒子物理组主力带的,所以我的课程规划里天然的有很多粒子物理的理论基石。这也很说得过去,过去几十年物理学最璀璨的就是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也正是杨振宁、费曼这些著名物理学家的工作领域。理论物理专业学这样先进成型和夺目的理论,非常自然。
第一个学期末,我们被要求确定自己的论文方向。我学了很多高能物理的底层理论,这样的理论太美了,不奇怪那么多年轻人对高能物理心驰神往。加上我的专业课本来就主要由粒子物理组的老师教授,我的论文方向也很自然的落入了粒子物理领域。
就是在确定导师的那天,我仔细研究了这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我当然注意到祖国的相关建设计划——CEPC,还有沸沸扬扬的杨振宁多年前的表态与哗然。
但那时,对高能物理一腔热血的我心中除了激动,还有一种忐忑。已经闻名于世的CERN之后,祖国还要投入建造第二个,作为精细探测作用的大家伙么?以及,它遭到了本身就是在这个领域中获得诺奖的、中国人杨振宁的反对。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想不明白,无法形成自己想法的学生。
后来我继续学习和生活。新学期开了量子信息,这比量子场论好学很多,我的成绩也确实优秀。它没有像量子场论那样给我极致近乎撕裂的刺激爽感,但是我很清楚,这里面的东西非常有意义。半年后,25年的诺奖就颁给了量子信息之所以能发展的开山基石工作。
后来我发现我半年前跟随直觉执意要做的小课题,是弦论相关的子支。我对粒子物理接触和思考的也越来越多,我开始预备着可以形成我自己的想法。我决定要研究弦论,因为它是当时我的眼中,最有潜力能更进一步解释引力的理论。是啊,我开学前的初心,所有理论物理学人魂牵梦萦的目标,不就是找出更好的解释引力的理论么?
暑期研究开始了。无论如何,我要认真的完成我的硕士课题。应该是业务熟练后第一次能和Dave自如交谈,我就在我们的课题讨论中自然的问到粒子物理的现状与发展。因为他才是这个领域的资深熟练工 ,我想在他那里得到更一手的更成熟的资讯和考虑。我们当然聊到了CEPC,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定提到这点。
格拉斯哥的两个物理强组,引力波与粒子物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型国际合作。在其中一个领域学习和研究的我,也自然对国际化有更敏感的认知。同时,我时刻铭记我的种族与国家。我想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倾向于杨振宁的观点,这不是因为他的盛名,但我无法在第一时间就确认,因为我知道我对这个领域还太小白。而后面我终于确定,因为我靠着我的经历,毫无压力的敢于形成我自己的想法。
而对于Dave,对于那些持和杨振宁相反意见的,从院士到学生到民科,从政要到百姓,他们的立场我基本上都理解为:这是他们的饭碗。建一个大型试验装置,伴随的是巨型实验基地,作用在人群中,那就是一整块庞大产业。除了直觉信仰,他们也有合理的动机去支持这项计划。何况感性与理性,本就密不可分。
和CEPC工作原理大概相同的,是欧洲也在计划的FCC,这在我的硕士论文后半部分讨论进去。当时Dave还对我的成果表示了意外的赞许。但是这对我来说,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因研究获得表扬的开心,还不如被Dave这个人赞扬的欣喜。
因为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白,我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以做的挺好,但是这与我而言就像是工作,它不是梦想,不是挑战,不是刺激、意义和自我的满足。
但是别人也许不这么想。此之无味,彼之蜜糖。除了有人要靠这吃饭的现实和理性,一定也有一部分感性和信仰直觉,觉得粒子物理是未来,是意义,是无以言表的价值。
我只是觉得记忆被挠了一下。过往的一切,在我选择不关注后,早已落定为埃。只在这样重新被勾起时,想到自己曾有过一段那样选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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