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7本书（上）

这两天拜读了周剑之师姐在2022年出版的著作《事象与事境：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作者早在2013年就出版了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宋诗叙事性研究》，此书“序论”题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再认识》，竟已为多年后出版的这本新著埋下了伏笔。相比于前著，本书又有了很大突破。一是将时代视野从宋代大幅度拓展到整个中国古代，从宋诗研究发展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宏观研究。二是形成了“理论—类型—个案”的完整体系，虽然其中多篇已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核心期刊单独发表，但作者将这些单篇论文容纳在此篇章框架内，仍然井井有条，各章之间的呼应和关联也调整得很好。三是将“叙事性”这样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具体化为“事象”和“事境”这两个更加实用的阐释工具，建立起了双核心理论架构。

全书最具价值的部分是作为上编的《诗歌叙事传统与潜在理论体系》。所谓“潜在”，实为作者的自谦之词，其实早已贯穿于中编与下编的诸多个案之中，通过作者丰富的研究实践，证明了其充足的阐释效力。

本书的理论研讨，从“事”开始。作者认为，要想真正认清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内涵与特性，就应首先梳理古代诗人是如何看待诗中之“事”的。与现代叙事学相比，中国古代诗人具备一种“泛事观”。古代与“事”有关的诗学术语包括“指事”“即事”“纪事”“叙事”“书事”“感事”“用事”等。这些说法无不印证古人对“事”的理解是多元且宽泛的。这种宽泛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事”与“物”界限不分明；二是“事”与“情”相互浑融；三是“事态”与“事件”不作区分。诗中之“事”不一定是前后过程相对完整的“事件”，而是更多地呈现为以下四个层次：一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某些行为或动态；二是事物所处的某种现象、状态；三是某一事件情境中的相关景物和场景；四是某一事件情境中的情绪、感受、思考等。

这种诗与事想混融的状态，使诗歌叙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能成为诗学论述的重心，被强大的抒情诗论所淹没。直到中唐时期，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人们开始注重事的因素，也更主动地认识事与诗的关系，诗歌的叙事学得到增强。这一变化到宋代又有了明显的发展，以诗纪事、以纪事论诗在宋代诗学中成为常见现象。不过，泛事观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叙事传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情与事的混融，有利于抒情与叙事的相互转化，使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难解难分，尚未获得足够的独立性。到明清时期，这一情况得到了解决，因为诗论家对叙事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开始就写景、抒情、议论展开平行讨论。

为了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落实下来，周剑之师姐发展出两种有力的阐释工具，也就是本书的主标题：事象与事境。在事境概念提出之前，古代诗论家逐渐摸索出“意境”的概念，到近现代经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的发展，“意境”被奉为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近年来，这一看法又遭到蒋寅、罗钢等学者的挑战。本书走得更远一些，直接在“意境”之外另辟“事境”概念。

“事境”一词并非凭空而生，实则宋人就已开始使用，语义更偏重于客观存在的情状，与偏重主观的心、理相区别。将“事境”用于诗学，则始于明人张鼐，他认为诗人借事境以传达内心所得，每个诗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事境，事境对读者也会产生切实的感染力。“事境”概念得到相对系统的应用，要靠清人翁方纲。在翁氏的诗学理论中，事境是重要关节，指诗人身处的具体时空和境遇，具有具体性和独特性，不可移为他人，也不可移至他时他地。事境可以使诗更“实”，而不切事境则是诗之弊端，会沦为对古人单纯的模仿。清代桐城派人物方东树在其诗学名著《昭昧詹言》中更将“事境”与“意境”并列，认为“凡诗写事境宜近，写意境宜远”。这些变化，与明清时期逐渐兴起的诗学动向有关，即越来越看重诗歌的独特性，越来越看重诗歌与诗人个人经历的密切关联，日常化与私域化倾向日益突出，诗歌具有了私人心灵史和生活史的意味。事境说恰恰更适合解释这类诗歌。作者还对事境下了定义：“古典诗歌所创造的一种诗境；它包含着鲜明的事的因素，基于某一时刻、某一地点的特殊情境而产生，含括了背景、境遇、见闻、事件过程乃至诗人的所思所感等多种内容；它强调对现实存在的各种要素的具体呈现。”（第56页）周剑之师姐认为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定义，这当然又是她的自谦之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