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的一篇时事评论翻译里写到——“简・奥斯汀几乎从不写没有女性在场的男性对话”。今天重看禺传，意识到这是紫式部与奥斯汀很大的不同之处。你看，「雨夜の品定め」，一千多年前的Boys' club就那样跃然纸上了。可真称得上是「物語の（物語による物語のための）反乱」——就像那个苏联笑话，她只是把他们做过的事复述了一遍。

刀舞系列中我对禺传情有独钟的最大理由也正在于此。因为它描述了一种“自觉”。这股自觉的气味是我在以前那些作品里未曾嗅到过的。也许有？但基本上都被浓重的丧失感与那未经推敲的“保护历史是本能”的叙事掩盖掉了。之前的叙事，呈现得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它跟homosocial中侃侃谔谔的不自觉是同构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全女班演刀男颇有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感，从内到外都呼应了副标题。

除了性别方面的自觉之外，还有创作者的自觉。矛盾源氏物语，首先让人物意识到自己是人物，然后上演了一出“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这看似简单，但其实多数作者本人并不能直面这种“死”。很多作者会沉浸在造物主般的全能感中，专注于埋伏线收伏线，把人物当成提线木偶，殊不知这些线同时也束缚了自己。自觉到这一点，才能意识到行间和留白的可贵。它们就像通风口一样，不仅让故事里的人能够呼吸能够活，还能让故事里和故事外连成一片。你我都是剧中人，何须再敲那第四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