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s, R. (2005).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 means of production, In Williams, R.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Verso Books, pp.50-63.

作为一般理论，认识到传播手段（means of communication）本身就是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是有益的。的确，从最简单的物理语言形式到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形式，传播手段本身总是在社会和物质意义上产生的，当然也会被再生产。然而，它们不仅是生产形式，而且是生产资料，因为传播及其物质手段内在于所有人类特有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组织，因此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无论是作为被生产的产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传播手段都直接受制于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传播手段具有特定的生产历史，而这一历史总是或多或少地与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一般历史阶段直接相关。其次，历史上不断变化的传播手段，与生产力的一般复合体，以及由传播手段所产生的、且由一般生产力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社会关系，具有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关联。这些历史变化，既包括传播手段与更普遍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相对同源性，也包括在某些时期最明显的一般和特殊矛盾。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理解传播手段的理论观点，被三种典型的意识形态立场所覆盖或阻碍。

首先，传播手段已经从其作为社会生产资料的地位降格，只被视为“媒介”：在人们之间传递“信息”和“消息”的设备，这些人通常或就某些特定的生产行为而言，从通信过程中抽象出来，成为毫无问题的“发送者”或“接收者”。也就是说，人们被视为抽象的个体，然后他们要么以这些抽象功能的形式被图解地表示出来，要么充其量被广泛地描述为：(1)广义（人类）社会性的承担者（作为抽象“社会化”或“社会过程”的交流）；（ii）作为特定但仍然抽象的社会性的承担者（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交流，通常是国家或文化的，而不涉及任何此类群体内部的差异社会关系）；或者（iii），以一种与“表现主义”语言理论相关的极端形式，作为未指定的“个体”（传播作为传输，但意味着抽象个体的接受，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说的东西”）。在信息和传播理论中，许多其他复杂的工作都依赖于，而且经常隐藏着这一最初的、深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

其次，在一种看似更合理的尝试中，将某些传播手段视为生产资料，在“自然的”和“技术性的”传播手段之间存在着现在常见的区别：前者被描述为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普通且日常的语言”，通常被忽视；后者以先进的机械和电子通信设备为中心，并被概括为“大众传播”，伴随着从技术手段到抽象的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转变。这一立场主导了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科学的大片领域，但它也以“大众传播”的名义，被不加批判地引入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其更实用的形式中。

这在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大众传播”与“普通的、日常的语言”实践的分离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各种不同的模式中，“大众传播”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包括“普通的、日常的语言”的使用形式；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情境的模拟或常规生产。第二，因为将所有或大多数机械和电子手段归类为“大众传播”掩盖了不同种类的机械和电子手段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掩盖，发生在资本主义实践中所得出的公式掩护之下，在这个公式中，“受众”或“公众”本身总是具有社会特殊性和差异性，被视为“意见和消费的大众市场”）事实上，在它们的差异中，它们必然既携带着与“面对面情境”中的“普通日常语言”的可变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刷和电视之间使用和传播情境的根本差异），也携带着特定传播关系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可变关系(受众的可变范围和组成；社会接受条件的可变性——聚集的电影院观众；家庭的电视观众；群体阅读；单独的阅读)。

第二种意识形态立场的一种变体，特别是与麦克卢汉有关的，承认“媒介”之间的具体差异，但随后屈服于一种局部的技术决定论。在这种决定论中，使用和关系在技术上由不同媒介的属性决定，而不考虑它们在其中发展和使用的整个社会生产力和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传播手段被抽象地认为是生产资料，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唯一的生产资料，在这种资料手段中，将生产的是“再部落化”，即所谓的“地球村”，即被恢复的、“未堕落的”自然人。这一立场的表面吸引力，除了它对媒介做作出的抽象唯物主义的规定以外，有赖于通过典型的修辞，将“大众传播”与传播手段的复杂历史发展隔离开来，传播手段在后者构成了整个历史社会和物质过程的内在、相关且决定性的部分。

然后是第三种意识形态立场，它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变体，并允许与资产阶级的“大众传播”概念进行一些调和。这是建立在一种抽象、先验地将传播手段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上的。首先，它与“生产”一词的专门使用有关，好像它的唯一形式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即商品生产，要么是更一般的“市场”生产，在这种生产中，所有生产的东西都是以孤立的、可抛弃的物品的形式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它是进一步关联着，实际上是取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机械公式中，传播手段在各种生产形式（包括物品的生产）中固有的作用被忽视了，传播成为第二阶段或第二阶段的过程，只有在决定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关系建立之后才会进入。

这种公认的立场必须得到相当普遍的纠正，以便“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可变的、动态的和矛盾的形式可以被历史地看待，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的习惯中被纳入必要的普遍形式和关系。但在20世纪的社会中，它也需要一种特别明显的当代纠正，因为作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传播手段，以及与此相关的传播手段本身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以及各现代社会之间普遍扩展的传播特征中，都具有相当新的意义。在现代“经济”和“工业”生产的整体中，这一点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运输、印刷和电子工业中，“传播生产”在它与一般生产的关系中——更严格地说，在它所占据的一般生产的那部分中——达到了一个在质上有所不同的地方。此外，这一突出的发展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特别是在电子领域，肯定会走得更远。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质变，不仅推迟了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机械表述的修正，而且阻碍或取代了对传播手段和过程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问题的重要关系的分析，而且似乎也阻碍或取代了对发达工业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和问题的分析。

从理论上强调传播手段作为生产资料，在一般社会生产力的综合体中，应该允许和鼓励对传播手段本身的历史采取新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尽管在某些领域有显著的实证工作，但这一历史还相对不发达。在上面概述的意识形态立场中，最常见的历史类型是对被视为新“媒介”的专门技术研究————从文字到字母表，从印刷到电影、广播和电视。许多必不可少的细节都已收集到。这些专门的历史，通常是相对孤立于一般生产力和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发展史之外的。另一种熟悉的历史是“受众”或“公众”的社会史：同样包含了不可或缺的细节，但通常是在“消费”的视角下进行的，这种视角无法发展这些消费方式（通常也是更一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同时是技术和社会的）之间总是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