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一九九七年春末。
雷淞然站在新口岸码头，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扑面而来，他眯起眼望向远处赌场的霓虹，那些流光溢彩在他眼睛里映不出温度。从沈阳到澳门，三千公里的迁徙，于他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随波逐流，临行前母亲说，南方暖，适合养人，雷淞然没争辩，只是将最后一件衬衫叠进行李箱。
北地汉子在热带总显得突兀，雷淞然身量高，骨架硬朗，站在湿漉漉的南国街头，像一株误植的白杨，他不多言，不交际，在赌场做安保的第三个月，依旧没人记得他的名字，同事私下叫他“北佬”，带着三分轻蔑七分好奇，雷淞然听见了也不恼，只当是风吹过耳。

张呈就在这时闯入他的视线。

那晚赌场贵宾厅出事，一个输红眼的福建客掀了桌子，雷淞然按规程上前制止，对方却抽出刀来。他没躲，只是侧身卸了力道，反手将人按在地上，动作干净得不像赌场保安，倒像受过正经训练。混乱中雷淞然抬眼，看见一个穿浅灰西装的年轻人靠在门边，正静静看着他。
“身手不错。”事后那人走过来，递上一支烟，粤语带着湛江特有的软糯尾音，笑容却疏离，“新来的？”
雷淞然没接烟，回了应该回答的问题“三个月了。”

“雷淞然。”他补上名字。

张呈挑眉，用略显生硬的普通话说：“我叫张呈，呈递的呈。”

那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后来雷淞然才知道，张呈是赌场最年轻的经理，二十五岁，湛江人，来澳门五年。传闻他心细如发，手段圆融，从叠码仔做到经理只用了两年半，雷淞然在员工食堂听人议论，说张经理看着温和，实则野心不小。
他其实不在意这些，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巡视、站岗、处理纠纷，这些事情填满了他的生活。下班后回氹仔那间十平米的出租屋，看窗外永不停歇的灯火，雷淞然偶尔会想起沈阳的雪，那种冷是干脆的，不像这里，湿热黏腻，连呼吸都带着水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