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6本书（下）

虽然《致江东父老》呈现了个人抵抗命运的多种手段，但决不可将此书看作“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鸡汤叙事，因为“命运”二字只是一种临时的措辞，其真正的内涵须由人自身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命运，其实便是如何对待自我。在这场与自我的拉锯中，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是“尊严”，用民间的表述就叫做“体面”。这两个词构成本书的一组高频关键词。我们不要忘记，楚霸王之所以自刎乌江，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他一边叫骂着天命不公，一边又用性命维护尊严和体面。项羽是贵族，体面是他的底线，但广大的“江东父老”呢？那些在贫苦的生活境遇中挣扎求活的底层民众正是李修文所要致敬的“江东父老”，他们竭力在抵抗命运与维护体面之间保持平衡。

有时候，体面就是底层人物抵抗命运的动因，他们抵抗的正是命运对自身尊严感的剥夺。《鱼》这篇文章不太引人注意，却恰恰揭示了抵抗命运与维护体面的重叠关系。文章以贫穷母子的绝境挣扎为线索：一方面，九岁的儿子因从未吃过鱼，怕被同学嘲笑，便编造出“会打鱼、常吃鱼” 的谎言，以此维护孩童的体面；另一方面，母亲同样将体面视作生存底线，带着仅有的红糖拜年走亲戚，却因贫穷遭到轻贱，被安排在 “穷人席”，和吃鱼无缘。鱼是穷人稀缺的食物，既是母子抵抗命运的核心目标，更是体面的象征物。母子二人最终没有吃到鱼，却靠着对体面的坚守，从命运的泥沼中挣脱出来。体面的失而复得，实现了抵抗命运与维护体面的重叠关系。

另一些时候，要想获得生存，则要放弃体面，抵抗命运与维护体面便构成对立关系。《女演员》从 “我”（一个失意编剧）的视角，讲述一位过气女演员在命运坠落中挣扎求生的故事。女演员曾红极一时，却因患癌切除乳房、离婚、被儿子嫌弃，彻底告别主角地位。为抓住复出的机会，她决定出演海鲜大哥投资的电视剧，放下了昔日的高傲，极尽讨好之能事——陪酒、到海鲜大哥亲戚的葬礼上磕头大哭、在院子里当众唱歌，这些行为都使其尊严遭到践踏。她一面因过往的光环而言语倨傲，一面又在现实中卑微求生。作者感慨其人格之复杂多面：“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回只要看见她笑嘻嘻地逢人便低到尘埃里去，我的眼前，就总不免浮现出初来这小城时那一脸倨傲和不耐烦的她，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呢？……是许多个她凑成了一个真正的她。”（第69页）假如女演员出卖尊严、放弃体面，最终果真能获得命运反转的机遇，那我禁不住会怀疑这篇文章的价值导向。真实的结局是，与女演员告别后的十年里，“我”始终没有见到女演员重新成为主角。也就是说，即便丢弃尊严也难以抵抗命运，尊严被贱卖了，被毫无效果地舍弃了！

丢弃尊严感，还意味着丢弃真实的自我。《我亦逢场作戏人》中说：“我们都得把一个‘我’字从自己的身体里请出去，人这一世，之所以可怜，就在一个‘我’字。把‘我’字丢掉，看自己，就像看别人；看畜生，就像看菩萨。要是真能这样，我们人人也都少了许多可怜吧？”（第170-171页）但在具体情境中，“自我”也是多面的，保存真我的同时也要适当地丢弃“假我”，李修文将此过程比作“逢场作戏”。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和他的两个结义兄弟都是花鼓戏演员，逢场作戏本是他们的拿手本领。两个结义兄弟走投无路时，以欺诈手段博取主人公同情，他二人才是逢场作戏之人。然而主人公在识破一切骗局的情况下居然假装懵懂，维系表面上的兄弟情义。因为结义之情的存续，意味着主人公还是那个侠气干云的“关二爷”，而这正是他的体面！于是便出现了“我亦逢场作戏人”这个命题，实在令人回味无穷。

这样一来，李修文在命运与尊严的关系中，又加入了“自我”这一要素。这使我联想到他在前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小说以90 年代末国企改制为背景，讲述镇虎山下炼钢厂突然爆发虎患，炉前工刘丰收为了不下岗（抵抗命运），加入打虎队，结果与工友虚构虎患、假扮老虎，在极度的精神异化之下索性变成老虎（失去自我），但最终逃入山林、疏离人世，以此对抗体制、守护做人底线（维护尊严）。《猛虎下山》借用了戏曲中“武松打虎”的桥段，再次附着了传统艺术的色彩，使“逢场作戏”这一命题从散文延续到小说，完成了命运与尊严、虚构与真实之间的逻辑闭环。

为了撰写这篇读书笔记，我查阅了与李修文有关的论文，发现命运主题和传统艺术元素都有人谈到过，但都浅尝辄止，明显还有较大挖掘空间，值得继续作大文章。关于李修文散文中的虚构色彩，我提出三个思路以供后续研究之用：第一，李修文长期从事影视编剧工作，他是否将虚构的灵感更多地留给了影视剧，而不必依靠小说来完成虚构的责任，于是虚构出现了文体外溢的现象？第二，在李修文的观念里，小说与散文是否构成另一种分工关系，即散文容纳虚构，小说则进一步容纳魔幻，例如《猛虎下山》中“人变虎”的演绎？第三，对影视工作的长期参与以及对传统戏曲的密切接触，是否使李修文的散文创作真正形成了一种“人生如戏”的文体形态？期盼方家有以教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