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6本书（上）

最近一周陆陆续续读完李修文老师的散文集《致江东父老》，极受震撼。李修文生于1975年，湖北钟祥人，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曾以散文集《山河袈裟》获得鲁迅文学奖。

早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就开启了一种以小说笔法写散文、以虚构叙事手法介入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路数，淡化了散文与小说的界限。但我认为并不能用“文体实验”这样的学院派思路来解释，而应诉诸民间文艺的滋养。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确实经常会模糊事实与传说的边界，而李修文本人也在多篇散文中透露其对民间戏曲、曲艺的关注。例如《山河袈裟》中的《枪挑紫金冠》《荆州怨曲》，以及《致江东父老》中的《我亦逢场作戏人》《七杯烈酒》《穷人歌唱的时候》《三过榆林》等篇，都以戏曲或曲艺艺人为主人公。更何况，这种民间性还体现在内容层面。李修文从2006年起暂停小说创作，转而开启长达十年的行走生涯，足迹遍历大江南北，这使其散文旨在关注底层生命，强化民间叙事，具备一种沉郁而悲悯的情怀。

这本《致江东父老》正是对以上风格的延续，但延续中又有变化。例如这个富有历史感的书名，点出李修文的“楚人情结”。楚霸王项羽的悲剧人生包含着“非战之罪”的天命控诉，而这本《致江东父老》最为突出的主题正是：人应当如何与命运相处？

本书共收录18篇文章，我在其中大部分篇章中都能感受到作者对命运话题的关切。全书以《猿与鹤》开篇，确立了作者对人生命运的基本态度——不甘心于平庸，为自由而抗争。该篇讲述动物园中被囚禁、豢养的猿与鹤：猿用反复自杀来反抗被驯化的命运，鹤则以奋力飞翔表现其对命运枷锁的抗争。鹤的死亡尤具意味：“可能是在鸡群里呆的时间太久了，那只鹤，竟然是染上了鸡瘟而死的。”若真是染上鸡瘟而死，这种死法就太不体面了，也玷污了鹤的不屈灵魂。因此，作者为它安排的最终死法十分壮烈：“那只鹤，像是死到临头才想起来，自己并不是一只鸡，自己是一只鹤，于是，哪怕只剩下了一口气，它也要做回它的鹤，突然就张开了翅膀，拼命飞上了天。”最终活生生撞在山上的一块大石头上才彻底死掉，“生发出了新鲜与狂妄之美”（第18页）。

书中人物抗争命运的方式有多种：

一是靠自我的坚韧品格与乐观精神。如《穷人歌唱的时候》写父亲遭遇儿子坐牢、妻子走失、三个女儿重病残疾等多重打击，却用歌唱疗愈伤痛、支撑家庭。《铁锅里的牡丹》写一个被天灾与债务逼入绝境的养蜂人，在绝望边缘重拾信念，在铁锅里种出象征希望的牡丹（沸腾的水花状似牡丹）。

二是靠淳朴而富于古风的民间伦理。如《三过榆林》中失明的老人为兑现给师父养老送终的承诺，从广东远赴榆林，却在师父归乡前仅仅半年就不幸失足溺水而死。而师父之所以久久未归，则是因为他要替死去的恩人养育遗孤。师徒如父子、一诺重千斤、知恩能图报，这些都是民间社会的信义与道理。虽然受命运捉弄，师徒二人未能在现实中相聚，但在师父的内心幻象中，他们始终相伴，这就使人心道义具备了抵抗命运的力量。

三是靠美好的人间真情。写亲情者，如《观世音》中的老秦背着伤痕累累的观世音瓷像，走遍天涯寻找失踪的儿子，以执着的坚守与对亲情的执念，对抗命运的无常与骨肉分离的痛苦。写友情者，如《我亦逢场作戏人》写曾经意气风发的 “关二哥”，被结拜兄弟骗走救命钱、遭妻子抛弃，身患绝症却以德报怨，对背叛自己的两位结拜兄弟施以援手，以宽恕与大爱完成自我与他人的救赎。写爱情者，如《何似在人间》写对越战争中的一位士兵在身受重伤后被越南女子小黎搭救，两人在彼此陪伴中相互取暖，以真挚的爱对抗命运的摆布。写陌生人之间的人性大爱者，如《小站秘史》中的蒙古男人布日固德在白毛风里踏破冰河，为陌生人送来豆芽，以无私的善意与菩萨心肠，在极端环境中温暖他人，用爱消解命运的寒意。

四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例如《恨月亮》，该篇安排了两条故事线：一是甘肃戈壁线，写风沙中的几个哑巴用咳嗽声为“我”引路；二是贵州山林线，写“我” 与身患尿毒症、全身浮肿的侗族姑娘小蓉，冒风雪、踏冰路去邻村 “偷青”（农历正月，青年男女到别家菜地偷菜以祈福求好运）。这篇文章中的“月亮”正是命运的象征物，之所以“恨”，也正是因其冷酷无情。文中写道：“这些大地上的机缘和命定，究竟是被哪一只造物之手安放在一处……这哪里是齐聚，反倒更像是一场奴役……命运到来了，这命运的名字，就叫做低头、寸步难行和伸手不见五指。”（第23页）“也不知从何时起，心底里便滋生出了对月亮的恨意。那恨意，与其说是对月亮，莫如说是对这大地上鳞次栉比的孤寒与无救。”（第32页）但只要哑巴向“我”，以及“我”向小蓉伸出了协助的手，人们便可一同“跑出这命定的深谷，就像它，终将高悬在整个人间的头顶”（第35页）。更精彩的是，月亮始终无言，正如命运也从不对人废话；而人以沉默完成抗争，这种黑暗中的无声之语又是何等刚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