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活在戏里成了角儿，有人活在戏外成了英雄。

>梅兰芳的胡子，比虞姬的剑更锋利；雪地上的爪印会化，但中国人的骨气永远化不掉。

#散文# #霸王别姬# #抗战文艺#

戏里戏外

元宵节的那晚，我到西城的戏楼去了。

戏楼是老的，古朴幽雅，朱红的柱子，金漆漆的梁，彩画着些花花草草。元宵的夜晚比常日热闹多了——门口挂着两排大灯笼，把半条街都照得亮堂堂的。走进去，人声嗡嗡的，茶壶碗盏的响声，嗑瓜子花生的声响，小孩子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一片闹嚷嚷的。我拣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四下里望望，觉得这才像过节的样子。

锣鼓响了，是一折《霸王别姬》。

我不大懂戏，但看那台上的虞姬——一身素白的衣裙，走起路来，裙角不动，人却像飘着似的。手里的剑，亮闪闪的，舞起来像两道银蛇。她开口唱，声音不高，却清得很，满楼的嘈杂一下子就静了。我旁边坐着个白胡子的老人家，原本闭着眼打盹儿，这时也睁开了，手里的折扇不摇了，就那么擎着。

我望着台上的虞姬，不知怎么的，却想起另一个人来。

那人也是唱戏的，也唱这出《别姬》。1940年代，日本人占了北平，他便不唱了。本来唱旦角的，最讲究的就是那张脸，可他偏偏蓄起了胡子，任谁请也不登台。听说日本人去找过他好几回，他都推说有病；后来日本人逼得紧，他竟去打了伤寒的针，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躺在床上烧了三天三夜。这事传到后方，多少人掉了眼泪。

一个唱戏的，除了嗓子，除了身段，还有什么呢？可他把这些都放下了。那一刻，他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个中国人。

台上的虞姬还在唱：“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到最后一句，那剑往脖子上一横，人就软软地倒了下去。满堂的看客，静默了足有五六秒钟，才轰然叫起好来。

我坐在那里，心里却潮潮的。

虞姬死了，死在戏里；梅先生活着，活在人间。可这死和活，竟是一样的——一样的刚烈，一样的决绝，一样的让人想起来，心里便热热的，又酸酸的。

散了戏，我随着人流往外走。冷风吹着沁着寒意，月亮升得高高的，圆圆的，挂在天中央。街上还有人偷放烟火，嗖的一声上去，啪的一下散开，五颜六色的，照得人脸忽明忽暗。

我走着走着，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两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那些戏台上的悲欢，那些乱世里的坚守，到头来都像雪地上的爪印——雪化了，印子也没了。可总有些东西是化不掉的吧？就像今晚的月亮，照着戏楼，照着归路，照着那些远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