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弗吉尼亚·伍尔夫《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

但是，为了在我开始论述之前把情况澄清一下，我建议我们把爱德华时代和乔治时代的作家分成两个阵营；我要把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称为爱德华时代的作家，把福斯特先生，劳伦斯先生，斯特雷奇先生，乔伊斯先生和艾略特先生称为乔治时代的作家。如果我是带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态度，用第一人称来讲话，我要请求你们原谅。我并不想把孤陋寡闻、误入歧途的个人的意见，当作是全世界普遍的见解。

我的第一个论断，我想你们都是会同意的——那就是，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人物性格的评判员。真的，要不是从事于“性格判断”并且对于这门艺术有一点技巧的话，你要无灾无难太太平平地活上一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友谊皆有赖于此；我们的事业大部分有赖于此；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只有依靠它的帮助，才能获得解决。现在我将冒昧提出第二个论断，也许它更可争议，那就是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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